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刊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及国际事务助理教授特鲁克斯（Rory Truex）的文章说，西方专家圈子认为，危机离中国共产党倒台总是有一步之遥。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摧毁了偷工减料的学校，造成7万人死亡。那年晚些时候，30万婴儿因饮用三聚氰胺污染的奶粉而生病。这些灾难都是中国版的切尔诺贝利——正是这场核灾难加速了苏联瓦解，但同样的时刻却没有在中国到来。
现在2020年爆发的新冠状病毒肺炎，已经造成数以千计的人死亡，数以万计的人确诊感染，数以十万计的人隔离观察。中共政府为维稳而迟迟不采取有力行动，对疫症爆发难辞其咎，因此也可能醸成中共政权的合法化危机。但关于中共统治“脆弱性”的看法，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厢情愿。在共产党的大部分历史上，其精英圈子的首要问题并不是民主还是专制独裁更具吸引力，而是哪种版本的专制独裁最好。
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处于1989年天安门屠杀事件以来，最具压迫性的时期。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把权力高度集中到自己手上，消除了中共内部一切可能的不同声音。他摧毁了公民社会，监禁了数百名人权、劳工、女权及亲民主人士。他加紧控制社会和传统媒体。对如何最好地治理中国社会，他的回答是：控制她，主宰她。
这样的政府加剧了公共卫生危机。武汉和湖北省的地方官员太害怕，不敢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报告坏消息，在疫症爆发时行动迟缓。试图警告公众的医护人员和公民记者受到审查和拘留，其中包括后来死于新冠肺炎的眼科医生、英勇的举报人李文亮。
撇开这些问题不谈，长期以来，中共对发现的致命危机，有明确的处理步骤：
第一步：找一个地方官员来承担责任。在政治学中，中国的执政体制属于“碎片化的专制独裁”类型。以“文件”方式制定和实施政策，责任分散在各级政府。这种结构使得地方官员在危机时期容易成为替罪羊。
第二步：大力回应，甚至过度回应。中央政府会花很大的力气来表明它在乎。这就是学者所说的“行动主义”，为了行动而行动。其形式可能是颁布一条新法律，或最高官员访问受灾地区等。
第三步：控制叙事。在中共的政治教育体系中，一再鼓吹公民共同“奋斗”，促使中国“伟大复兴”。现在共产党利用这些思想，把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塑造成党领导对抗新冠病毒的“人民战争”。任何人如果胆敢指责中国政府毫无必要地危害自己的人民，将被迫噤声。
这些套路大体上有效，但实际上不解决问题，只是为了维护中共领导人清廉称职的形象。研究中国政治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公民对腐败或暴政的愤怒通常针对地方官员，而不是中央政府或党的高级领导层。很少有证据表明，公民将中国的治理问题归咎于专制制度本身。
大跃进失败之后，4500多万中国人死于饥荒和强迫劳动，毛泽东被迫暂时退出日常统治的所谓“第一线”。在新冠肺炎爆发中无谓失去的生命，或许将赋予党的其他领导人改变道路的智慧和勇气，从内部挑战习近平并否定他的模式。
中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爆发一场民主革命。但中国现代史表明，一个领导人集中太多权力就会出问题。用举报人、已故中国医生李文亮的话来说，“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个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