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挨的打最多.那个年代朝臣吹的牛逼也最光芒耀眼。

在雷颐《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一书里，你能看到清臣让人惊掉下巴的胡吹海侃。

A：鸟语不能学！天文不能学！机械物理不能学！

两次鸦片战争被洋人狂扁，清廷却只有少数人觉醒，而觉醒的程度也很浅表，像总理衙门王大臣奕，这个皇亲贵胄，也只是想起该让国人学点外语，能跟洋人说上话，再学点算术历法类基础知识。但即便如此，还是遭到饱读诗书的众臣万炮齐轰。

 

当年，总理衙门王大臣奕等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文馆。

1866年底，奕上奏，提出要招收“ 正途” 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想在重科举的社会里，提升下自然科学的地位。

如奕所料，同文馆拟添设天文算学馆并招收科甲正途人员的消息传出后，顽固派像被踩到了尾巴一样跳将起来。

听听奕与守旧派的大辩论，领略下守旧派顽愚与国人当年对维新派的群殴，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奕说，中国人以“ 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他先说明为什么不得不搞西学：”当今既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如不借 西人、西法为先导，探求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结果必然徒费金钱，无实际效果。”

他知道当朝很多人以“师法西人”为耻，他说，不如人、挨打才该感到耻辱：“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

他试图用近邻日本来刺激国人：“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亦必有成…… 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 ——奕忻意思是，学习西方是为了“ 雪耻”， 拒绝学习，不如人才是真正的耻辱。

顽固派大将、管理户部（即全国财政）的文渊阁大学士倭仁横刀立马，领头围剿洋务派，他递上奏折——“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认为天文算学为益甚微，不过是“一艺之末”，而士人学子奉夷人为师，所造就者不过是“术数之士”，那是国之大辱：“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够起衰振弱的。”他振振有词地说：目前世道衰微，礼崩乐坏，唯有依靠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如果科甲正途人员“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数年之后，“将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所以请求朝廷立罢此议。倭仁是公认的理学大师，言辞恳切，极具煽动性，在士大夫间形成一股反对学习西学的强劲力量。

对此，奕等人上折反驳说，倭仁之论“陈义甚高，持论甚正”，他们在没有办理洋务之前，也是如此见解，但现在他们不敢像倭仁那样一味“空言塞责，取誉天下”。他们认为，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讲求机器制造之法、教练洋枪队伍、派人出国考察等，“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目前奏请开设天文算学馆，实为制造轮船及各机器的基础，并非“空讲孤虚，侈谈术数”。

居于弱势的奕等人都快杜鹃啼血了！

他们痛斥顽固派“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记吃不记打，光剩一张嘴。

顽固派最后亮出绝招，用天灾人祸吓唬朝廷。

候补直隶州知州杨廷熙通过都察院递上《请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折》，以“天象示警”来说事。他指说今年春季以来久旱不雨，疫疠流行，是“天象示警”，“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认为总理衙门请求设立同文馆是“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

杨廷熙几乎勒令清廷：为“杜乱萌而端风教，弭天变而顺人心”，必须“收回成命”，将同文馆予以裁撤，或者禁止科甲正途人员报考天文算学馆。

杨廷熙声称：中国欲求自强， 只需要“纪纲立，号令行，政教兴”，“作忠义之气于行间，尽教养之怀于民上”，则洋人虽众，枪炮虽利，轮船虽多，亦断不敢不敢肆虐于中国。他强调西方国家乃中国之“敌国”与“世仇”，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师事仇敌”，他认定“偏长薄技不足为中国师”，即便“多才多艺层出不穷，而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振振有词，滔滔不绝。

果然，在顽固派的围剿之下，这洋学馆果然没什么正经人报名，后来更没几人真正学成毕业，总理衙门王大臣奕的同文馆，等于被搅黄了。

守旧的臣民搅黄了“蛮夷之学”，成功地阻止了天朝与蛮夷的同化与共进，给大清留下的就只有继续挨打一条路了。按说，挨了打，该闭嘴了吧？恰恰相反，天朝培养出来的文士嘴硬无敌，他们竟能化腐朽为神奇，把挨打国辱说成天朝荣耀，而且言之成理，滔滔不绝——

　　B：世界早晚是我大清的！

中国从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到后清几乎年年挨打，却从来不乏“理直气壮”，朝臣眼里，无所谓“中外关系”，都是天朝上国对狄夷的抚剿和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用怀柔手段，远近都能搞定。几千年来，“柔远”、“怀柔”一直是中国统治者驭外、安抚四方狄夷之术。后世帝王对“ 九夷八蛮”（神州各民族兄弟）或抚或剿、或和或战都统称“柔远”或“怀柔”，在前朝，这些曾经很有用，很好使，但到了近代，洋人坚船利炮面前，还说这些已经是驴唇马嘴，但“能臣”竟是能言之凿凿，说得满朝鸡血，幸福洋溢。

1879年，天朝一本《国朝柔远记》，卖得洛阳纸贵，成为当年爱国主义的经典著作，书中，把挨打说成天朝赏赐，打造出阿Q的顶级豪华版。

该大作作者王之春，曾为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历任山西、安徽、广西巡抚，是清廷高干，他以编年体形式综述清代自顺治元年（ 1644）到同治十三年（ 1874） 间中外交涉和与边远少数民族关系，熬心费血，完成了这部“不朽”著作。据他说本意不过是“自己备忘之用，而未敢问世。”然而由于向他借阅者越来越多，应接不暇，于是决定刊刻发行。全书共十九卷，跨度二百三十年，但笔墨重点在从道光十九年（ 1839）至同治 十三年（1874）的三十五年，这后三十五年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意在说明，鸦片战争后这三十五年间的“ 柔远” 远胜于此前的一百九十五年。

按照王之春的说法：在前一百九十余年间，我中华“天朝”对“外藩”的政策是，如果它对天朝俯首称臣，自然优待；如果它气焰嚣张、不服“天朝”的管，“则罚灭之”，在理论上，无论是优待还是罚灭，都可说是“柔远”。

而十九世纪中后的三十余年，残酷的现实是，大清总在挨打，列强侵逼，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所有这些明明是被人蹂躏，如何能说是“ 国朝”的“柔远”呢？

不用愁，当年，有彭玉麟、 谭钧培、卫荣光、俞樾、李元度名流，纷纷给王之春大作做“叙”，他们自有高谈阔论，不由你不服。

彭玉麟为湘军勇将，他声言读完这本书，“穆然仰见列祖神宗声教”传到全世界，不禁盛赞“盖自文、武以后，柔远之政未有若是之尽美尽善、可以行久远而无弊者”。自周文王、周武王之后，中国历朝历代的“柔远之政”竟没有如晚清“尽美尽善”者！

就是说，这段时间被揍得结实，所以“柔远之政”看上去更美，正如鲁迅说挨打之后“艳若桃花”。

原云南巡抚的谭钧培在“叙”中说早在康乾时期，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就看到“天”要合四海为一家的端倪了。也就是说，中国遭列强侵凌的实质是“天之欲合四海为一家”，康乾盛世时“天下承平”的中西交往只是这种四海一家的开始，康熙、乾隆才刚刚有所觉察，而几乎天天挨打的咸丰时期却是“天”要中国降服狄夷的正式过程。道光、咸丰年间虽然列强不断入侵，京师曾为英法联军攻克，皇家园林圆明园亦为其焚毁，但若对此作深刻细致的研究，这恰是上天赐给的由中国来同化世界的良机，他说，王之春这部“柔远”记述的便是“四方”归化“中国”的历史，所以其意义不下于《左传》。

而曾任江苏巡抚的卫荣光则从“历史”中寻找根据，认为今日的列强就是昔日《禹贡》、《周官》中所说的“ 九夷八蛮”，仍是中国属臣。在他的论述中，列强之所以要以坚船利炮翻山越岭、跨洋过海一路打来，原来是为“我朝”圣主的道德、声望折服，都是来接受指教，将要仿效中国“德政”，于是则四海一家，“如天君泰而百体从令”。列强，竟是为听从“天朝”君王的命令而来！

专制高压下的臣子，如同SM世界里被虐爽了的M ,身受残虐却高唱颂歌，其实，这种景象从来没有断片儿，不信？看看东邻的臣子是如何歌颂大将军的！

俞樾是晚清著名学者，他认为《国朝柔远记》问世意义深远，读后不禁叹服“天道”宏伟、覆盖一切，“而我国家所以长驾远驭、陶六合为一家者，其将在此乎！”他更是断言当今世界分为五大洲即印证了中国上古的“大九州”之说，但推出上古的“大九州”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说明在神农氏以前，世界/天下是由中国统治的。自神农以后，天下分裂，“中国”成了神州内的小九州。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现在，机会来啦！列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是为了使世界再恢复到神农氏以前，由中国统治“大九州”即全世界的状态，中国君王将重为“大九州”之君。西方的“长技”只是“末技”，只有中国的文化才是世界的根本。所以，他极为乐观地认为这部“ 柔远记”便是世界重新由中国“大一统”的先兆。

　　厉害了，我的国！

曾入曾国藩幕、后任云南按察使及贵州布政使等职的李元度写道，“尧舜孔孟之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是万世不变的。因此，中国现虽遭西方诸国侵略，但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不但不可能“夺吾尧舜孔孟之席”，恰恰相反，尧舜孔孟之教将在西方各国盛行，此时便是这一时代的开始。因为上古时代西方各国不通中国，又相去数万里，所以他们不知道有圣人，未能得到中国圣人的教诲。他们发明铁路轮船，就是为了前来中国接受教诲。

李元度把洋人的特性概括为残忍、机巧、强梁、阴险、狡猾、忘本、黩武、专利、奢侈、忌刻，这十大特性条条都深犯“天忌”。但是，天心仁爱，圣人有教无类，要把孝悌忠信从中国恩赐给这些毫无文化的“蛮貊”。今天西方列强侵华，恰是上天诱使他们进一圈套，他们为了通商得利都来到中国，于是“ 渐近吾礼义之教，自然幡然大变其俗”，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西方的“教”将“夺吾尧舜孔孟之席”，结果必然是他们“幡然改从尧舜孔孟之教，然后不失乎人之性，而无犯造物之所忌”。他坚信：“吾知百年内外，尽地球九万里，皆当一道同风，尽遵圣教。‘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盛，其必在我朝之圣人无疑矣！”

经过这帮高师大德的演说，充满屈辱的中国近代史，被凌虐出快感，反成了一部“国朝柔远”的丰功伟业史，只可惜，大师们欣欣然的大一统，天下一家，并没有出现。仅仅过了二十多年，意淫王朝就轰然坍塌。后来，不是东方同化了西方，倒是西化日盛一日。

但直到今日，仍有人在做着东方大同的梦，更有人总爱把西方成果比附为祖上遗产，凡当世新事物，无一不源自我们祖上遗传。

梁启超曾用鄙夷的口吻形容那种试图用孔学”招纳“各类新学的方式：故吾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

雷颐说，如果去掉过于尖刻的“ 舞文贱儒”四字， 此番评析，对百年后的“ 新儒家” 也完全适用，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君不见，时下祭孔、拜孔、尊孔之风正盛，更不乏以和谐、环保、自由、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人权、市场经济……一切现代价值来诠释、比附儒学，论证所有这些价值、观念儒学早就有之，想以此使儒学“返本开新”的“新儒”学者。若起梁氏于地下，面对此情此景，他依然会果决地做出“非诬则愚，要之决无益于国民”的断罢。

C：你们去照实杀人，我只要好名声

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偏狭冥顽的清朝廷臣挑唆狂热子民，滥杀无辜，最后搞砸了锅，让国家和草民背锅的经典范本。

因在祺祥政变中立大功而深得慈禧信任的醇郡王奕譞，在1869年曾公开发表议论，狂热疾呼：设法激励乡绅，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夷酋向王大臣拄告，则以查办为词以缓之，日久则以大吏不便尽治一省之民为词以绝之…… 若谓该酋以利诱民，使无斗志，亦可明告百姓，凡抢劫洋货，任其自分，官不过问。

这就是堂堂一国重臣公开发表的流氓言论，有意味的是，这种流氓言论当时引发一片叫好，并被落实行动。

1870年夏天，因为盛传洋人教堂残杀婴儿，挖眼剖心，愤怒的数百围观百姓打死了法国领事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二十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愤怒的天津民众将焚烧教堂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怕事情闹大，派人将教堂前的浮桥拆毁以阻人前进，但以激烈反洋教著称的提督陈国瑞却派人重搭浮桥，并立马桥头为群众助威。

官匪一体，竟如蛮荒之境。

天津教案发生后，顽固派认为民众为保卫官员而杀洋人，说明“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可以趁此机会，把京城的“ 夷馆”尽毁，将京城的“夷酋”尽戮。顽固派代表、内阁学士宋晋奏称育婴堂“有罈装幼孩眼睛”，连慈禧太后也深信此点，向曾国藩下谕道：“百姓毁堂，得人眼人心。”

在顽固派的影响下，朝廷态度越来越强硬，对派往处理的钦差曾国藩下令说，“此后如洋人仍有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并表示要在各地作军事准备。

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一番认真勘察，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

曾国藩本想大事化小，息事宁人，把“犯官”从轻发落，不曾想，西方列强高压下，朝廷又命曾国藩不得包庇，曾国藩不得不又加码处理，这一来一往，曾国藩成了左右不讨好的历史罪人。

天津教案使曾国藩从“中兴名臣” 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成为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协助曾处理津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攻击，被骂为“丁鬼奴”。而且，醇郡王奕譞等一群权要纷纷上奏，要求皇帝下旨讨伐洋教、惩处媚外官员。困局由洋务派官员解开，但顽固派却得到一种“ 道义上的力量”，使洋务派在舆论上反成为国家、王朝的罪人。

替罪羊、曾协助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的丁日昌悲叹：“局外之人”不知“局中人”的艰难，自然容易附和不着边际的高论，一旦事情失控，与列强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只会空谈的人不仅不承担祸责，“反得力持清议之名”。

出尔反尔，看菜下饭，看打回话，成为清廷末期专有的范式。只是，挨打归挨打，割地归割地，杀臣归杀臣，清廷却始终改不掉拿起棍立正，放下棍嚣张的德行。

清廷，真乃一个怎么都揍不醒的奇葩国。

D：我先任性，子孙还债

纵观清末历史，清廷就是一个拽着不走打着倒退的欠揍货。正像作者所说，本来可以温和实现的政改，在清廷和顽固派的一再抵触拖延下，后来终于病入膏肓，连统治阶级内部都滋生反对派，以至于革命火起，迅速燎原，这其中响应者，非只革命党，更有积怨已久的各路诸侯和原本顺从的良民。

尽管比日本晚了三十年，但在1898年的时候，清廷尚有推动变革的主动权，但清廷一拖再延，最后完全成为变革的敌人，革命的目标，其统治的合法性在国人心目中尽失。

晚清，1998年和1906年，清政府曾两次尝试“改革”，被宣扬得如火中天的“戊戌变法”，其实只是康有为等人拉一个弱弱的光绪帝大旗，进行羞羞答答的行政调整而已，即便如此，仍然遭到顽固派群起而攻，谭嗣同等六君子更是掉了脑袋。而1906年这次由原来的顽固派首领慈禧亲自发动的“新政”，最后竟然演变为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改革骗局。

本来，在1898年戊戌维新时清政府尚有一定的变革主动权。但它却拒绝改革，丧失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只是在经历了两年后的庚子巨变这种大流血之后，它才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地开始“新政”。1901年 1 月 29 日，慈禧在西逃途中即以光绪的名义颁下谕旨，表示愿意“变法”，当然仍强调“不易者三纲五常”。不过为时已晚，形势已经剧变，尤其是经历了庚子流血的巨变，它的统治合法性开始遭到普遍的怀疑。由一个合法性遭到严重质疑的政府来领导对社会各阶层利益进行调整和再分配的改革，已经理不直气不壮。更重要的是，时过境迁，几年之后再做这些已远远不够，需要做更多的改革或妥协。但清政府对此似乎并无察觉，各项亟须的、能缓和各种尖锐矛盾的“ 新政”主要内容一拖再拖，迟迟不肯出台。

迟至1908 年，清廷著名的《宪法大纲》出台，共二十三条，顽固维护皇权，毫无改革诚意，于是举国哗然。

对此，激进的革命派和温和的立宪派都极表反对，认为其“偏重于命令权”，“专制之余风未泯”，“最足假以文饰其专制”，并警告清廷若要“出其狡猾阴险之手段，假钦定宪法之名，颁空文数十条以愚吾民”，必“动摇国本而伤君民之感情”。在实际预备立宪过程中，清廷总以条件不具备一再拖延，温和的立宪派终于也认识到“ 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

就在辛亥革命前夜的 1911年5月8 日，清廷利令智昏地出台了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个内阁由十三人组成，其中九名为满人，汉人只有四名，而在这九名满人中竟有七名为皇族成员，因此人们将此称为“皇族内阁”。这种“组阁”完全违背了皇族成员不能入阁当国务大臣的基本原则，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谓“立宪” 只是一个幌子、其实根本不愿放弃一丁点权力的真实面目。此举实无异于自掘坟墓，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

社会亟需快步走的时候，当政者却在倒行逆施。

《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作者说，正是清政府的冥顽不化，政治上拒绝改革，经济上摇摆不定甚至倒行逆施，使从来温和谨慎的士绅商董都开始远离它、抛弃它进而反对它！昔日所谓“缙绅之家”比今日所谓“中产阶级”还要“多产”，因此更加接近、贴近、亲近统治者，更加祷盼和平稳定，更加温良恭俭让，他们尚且态度大变，又怎能指责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是“激进”呢？武昌起义时孙中山远在美国科罗拉多，事先并无预闻，第二天才从美国报纸上得知此事，亦从一侧面说明清王朝的轰然坍塌实因其统治基础已经根本动摇。换句话说，是清政府的颟顸与极端顽固，最后“造就”了辛亥革命的“激进”。

雷颐说，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革；只到时机已逝、完全丧失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但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始终是被形势推着走。这样，它后来便不得不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直到完全破产。

1907年初，仍置身保皇党团队的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不得不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