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富豪移民潮、资金外逃潮、民企倒闭潮、外企脱逃潮、网贷平台爆雷潮、房企倒闭潮、员工失业潮、民工返乡潮、银行倒闭潮之后，中国又迎来了一波官场“辞职潮”。
当官不是铁饭碗吗？官员们为何也要辞职呢？据多位大陆公务员向作者反映，如今在中国当官不是一个好差事，许多地方官员都在借各种理由和借口离职。据了解，中国官员辞职主要有以下四种原因：
一、领不到工资还要被集资
据某县一商务局副局长反映，该县前几任县官为了完成市里下达的GDP任务，县政府便无休止向银行举债，用于搞新区，搞工业园，如今新区的高楼遍地，但却空无一人，工业园到处是厂房，却是杂草丛生，几乎成了废区。
这位副局长说，县里的GDP是上去了，当官的也升迁了，可留下来的却是一地鸡毛。现任县长不愿意背锅，几次向市里请辞，但都遭到拒绝，市领导让他想办法，只要能稳住大局，就是大功一件。可市里也是债务缠身，又无法给县里提供资金，银行贷款又越来越难，县里的五保户也已经很久没发钱了。为了稳住局面，县政府不仅半年多不给公务员发工资，反而还要向底层公务员借钱，说是算利息。
县政府规定：普通公务员每人2000元、副科级干部每人5000元、正科级干部每人1万元、副处级干部每人2万元、正处级干部每人5万元。就连老师和已退休的干部都要借。由于没人愿意拿钱出来，县政府就通过财政直接从工资中扣除。
该县—位公务员反映，一个正科级干部每月的工资加补贴也只有2800多元，如今又没有福利分房，公务员靠正当的工资收入，维持正常的家庭开支都困难。
二、工作压力大，完不成招商任务
民企纷纷倒闭，外企又拚命外迁，中央又不断压缩对民企的贷款指标和各种补贴政策，而上级下达的GDP指标却年年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除了数字造假，就是给各单位的公务员下达招商引资指标，甚至连公、检、法、城管都有招商引资和罚款任务。完成任务的除了奖励还可升官，完不成任务的要受罚，甚至还要降级或免职。但真正能完成任务的只是极少数人。以湖北通城县为例：
通城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湘鄂赣三省交界处，是咸宁、岳阳、九江交汇点，山区就占了全县总面积的42.84%。全县人口54万，县辖9个镇、2个乡。在中国2700多个县区中，通城县属于中等县城。
2018年，该县规定：全县要新引进投资百亿元项目1个，50亿元项目3个，1亿元以上项目41个（工业项目不少于20个），5000万元以上项目72个（工业项目不少于35个），3000万元以上项目115个（工业项目不少于55个），到位资金119亿元。为了确保全县招商引资任务的完成，不仅是公检法和城管都有招商和罚款任务，而且连教育、卫生、环保部门也分配了招商任务，更可笑的是，就连火葬场也有创收任务。
该县还在通知中明确要求：各单位干部职工必须要积极参与到招商引资工作中来，做到“人人身上有任务，个个肩上有指标”。
县政府在考核政策中规定：实行招商引资与工作经费挂钩。承担招商引资工作任务的乡镇和县直单位，行政事业预算工作经费与招商引资任务完成情况挂钩。年终考核得分70分以上的，全额拨付行政事业预算工作经费，每少1分，扣除1%的行政事业预算经费。
据一位大陆官员反映，近几年来，大陆有钱投资的人是越来越少，外资又引不进来，而各地的投资环境又越来越恶化，这种招商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三、害怕受到国际制裁连累家人
据香港媒体报导，据中国官方统计，九成以上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中国公民在外国取得国籍后大多不报告，以保留中国居民身份证，享有国内福利和退休金，拥有双重国籍的大约有800万人。这其中省部一级高干直系亲属中有5.6万至6万人。那么，厅局级、县处级、科级及普通公务员又有多少亲属在海外留学或定居呢？
2012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透露，从1995年到2005年，中国就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如今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数字早已翻番了。
中共的权贵们不仅有子女亲属在国外，他们还将大量的资金转移到了海外。2019年8月5日，中共财政部原财税研究所所长贾康在微博上透露，仅100位中国人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就达7.8万亿美元。有媒体分析，中共权贵在海外的存款已超过20万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他们在各国持有的股权和固定资产投入。
随着全球“剿共”战役的打响，中共的权贵们整天都在提心吊胆。2017年12月，美国正式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今年，美国又相继推出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在美国的推动下，欧盟、澳洲、新西兰、加拿大、台湾及西方各国都纷纷跟进。如今在西方各国对中共“人权恶棍”已形成了人人喊打的局面。而中共权贵的亲属和资产又大部分都在美国、欧盟、澳洲、新西兰、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四、在中国当官没有尊严且政治风险大
中国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意思是各行各业都是低贱的，只有读书入仕才是高尚的职业。因此，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员都比普通老百姓高人一等。作为特权阶层的中共官员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随着中共政权的腐朽与没落，政府官员早已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有人说，过去日本侵华有“三光政策”，如今中共有“三要干部”，即：要钱（罚款）、要地（强拆）、要命（计划生育）。可见，干群关系不紧张才怪呢！
某县一位已离职副县长曾向作者诉苦说：“当公务员不仅工资低待遇低，平时在上级面前都是点头哈腰，在百姓面前又要当恶人。现在当干部连做人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如果没钱送礼，你又看不到前景，而送礼和收礼又可能出事。如果捞不到一点好处，我还不如去当个体户，还可图个心安理得。”中共官员普遍反映，从2013年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后，公务员过去的优越感已彻底失去，而且政治风险越来越大。
2014年两会期间，北京市高院曾介绍，5年来北京法院系统共有500多人辞职。据北京朝阳区法院一名前法官介绍，近几年北京辞职的法官是越来越多。工作量大可工资又不高，晋升空间狭窄，这是法官们普遍反映的问题。北京法官都要辞职，地方基层干部辞职就更不奇怪了。
从目前中国官场的情况来看，除身居要职的官员外，一般干部不仅待遇低、名声差、工作环境差，而且社会地位也不如从前。更重要的是，中共的公务员早已成了一个“高危职业”。在这种大环境下，那些有理想、有能力、有正义感强的精英人才，他们自然会选择离开公务员队伍。
大厦将倾，智者先逃。从自然规律来看，企业辞职的人多，说明这家企业快撑不下去了；官场辞职的人多，说明这个政权即将要崩溃了。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危机和政府债务危机的不断加重，未来中国公务员辞职的现象将会越来越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