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毅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任终身教授，新泽西肿瘤研究所研究员，2012年获美国癌症研究学会（AACR）杰出贡献奖，2013年获华人生物学家协会杰出青年科学家奖, 2014年获美国骨研究学会Fuller Albright奖，2014年获国际癌转移学会Josh Fidler成就奖并当选为该学会首位华裔主席。
康教授负责普林斯顿大学生物系在中国的招生工作，因此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学生（其中绝大部分是清华、北大、复旦、中科大等国内知名学校的尖子生），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教育的扭曲给学生带来的困扰。
“中国学生聪明，勤奋，但也迷茫，功利心比较重，妨碍了他们的长远发展。”康毅滨在接受《星期日新闻晨报》访问时如是说。
每年一月底，康毅滨就要从系里抱回一大包资料仔细看——里面是所有申请普林斯顿生物分子系的中国学生的材料。
每年，该系每年大约招收25名本科学生攻读博士，系里给康毅滨的“中国额度”3－4个，而他收到的申请约有七八十份。
4%左右的“成功率”。
每个“申请包”主要有这些材料：本科各科成绩单，托福和GRE的考分，个人陈述，以及推荐信。康毅滨把它们分成“定量”和“非定量”两类。
分数他看得很仔细，但那些“非定量”的东西却能告诉他更多。
中国学生的成绩很好，但“陈述”经常千篇一律
问：“个人陈述”都写些什么呢?
康毅滨：就是说说你对分子生物学专业的看法，为什么要申请这个专业以及为什么要申请普林斯顿。
问：你看过几百份“个人陈述”，中国学生表现如何呢?
康毅滨：中国学生的GRE能考得很好，不过他们的“个人陈述”经常千篇一律，缺乏特点。我感觉很多人并不清楚为什么要来普林斯顿，或者过分要求完美，不敢展示真实的自己。
问：一份真实的“个人陈述”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康毅滨：我记得有个学生说他以前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后来才慢慢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专业是生物。然后不顾绝大多数人的反对转了系。由于基础薄弱，所以他读得比较吃力，但每一学期都会比上一学期进步一些。所以他愿意坚持下去。
这份“个人陈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名学生展示出了他在寻找和实现梦想过程中的困惑和欣喜。
我们去年录取的一名女生，她在“陈述”中坦率地指出了母校在专业上的问题：她很遗憾本科四年没有接受更为全面的教育，个人陈述中带着对专业追求的渴望。
二月初，我会对初选出来的人进行电话面试。虽然看不到对方，但从交谈中，也能判断出对方是什么样子的学生。大洋彼岸传来的声音，会告诉他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我们要挑选的是真的热爱科学、且诚实的人
问：在电话里你都问他们什么问题?
康毅滨：我会考察英文口语能力、随机应变的能力，主要是请他们讲讲科研经历，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状况之类。
问：接到电话面试的学生，会很紧张吧?
康毅滨：电话面试大约一个小时，45分钟说英语，15分钟用中文。
就算英语不是特别好，学生还可以用中文完整地表达自己。遗憾的是大部分中国学生会把它当成“考试”，而不是一个和我们沟通的机会，所以有些人会非常紧张，影响表达。
问：他们如何回答你的问题呢?
康毅滨：我能听的出来，有些学生会(她)事先在写好答案，在电话面试时照着念，或者是照着背。有些学生显然是提前排练了，回答得非常溜，好像在做演讲报告。但是内容呢?和我的问题关系不大。
问：他们留给你什么印象?
康毅滨：那些“答非所问”的学生，我的印象是可能没有做过真正独立的研究，也可能是不够自信。我希望学生在这个环节能展现真实的自已，而不是一个刻意包装的、完美到失真的“加工成品”。
问：也许是没人有教育该如何应对这类面试，或者是他们不知道说实话就是最好的回答?
康毅滨：我们想要真正热爱科学且诚实的人。这有一个案例：去年申请快截止的那一刻，我收到了一份申请，条件挺好。我就给他打电话进行面试。他很坦诚地告诉我说，他很早就进实验室了，工作也很努力，但不知道为什么，实验总不是很顺利。他很清楚地描述了他在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和为解决问题所作出的种种尝试。
表面上看，他的科研并不成功，但他认真、诚实、努力，这已经具备了一个科学家、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
问：电话面试会决定录取结果吗?
康毅滨：不是的，电话面试结束后，我会在候选人中反复地掂量、比较。成绩的高低往往不是决定因素，我更在意从各种细节方面看到的非智力因素。
问：分数有多重要?
康毅滨：分数很重要，但不是绝对因素。
要知道申请普林斯顿的学生几乎都是国内名牌大学的尖子，经过高等教育选拔过的人，智力上来说差距并不大。我会仔细看每一门的成绩，但并不一定录取分数最高的。往往第一名和第七八名的实力并不相差太远。
录取与否，智力以外的因素很重要。比如说我曾经录取了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学生，初中就在县城住校，吃过不少苦。即使在在电话和邮件里，你也能感觉到她很谦和。没有一些被宠惯的尖子生的趾高气昂。不像有的学生那样自信到傲慢自负的程度，觉得自己不去普林斯顿就要去哈佛，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很难给人留下好印象。
还有个学生，他会和老师“套瓷”，但不是恭维、拍马屁、套近乎，而是自己的确做过研究，对老师有真正的了解，提问很专业，很深入。这样的学生，不油嘴滑舌，并且给人一种认真负责，尊重机遇的感觉。
中国学生的功利心，妨碍了他们的长远发展
来上海之前，康毅滨在福建老家待了十多天。每天陪父亲、侄子去爬山。读五年级的侄子告诉他，在他们学校，老师让每个学生都要在班上找一个 “对手”。每次考试下来，赢得多的同学受表扬，输得多的要被批评。在这样的氛围中，班上学习好的同学也不大愿意花时间帮助成绩不好的同学。
让康毅滨震惊的是，目前中国基础教育到处可见这样的“激励”方式。
普林斯顿是金字塔尖上的精英学校，但对最终被普林斯顿录取的中国学生来说，与其说已经攀登到了金字塔尖，不如说真正的竞争刚刚开始。
而这时候，中国教育从小学——不，从幼儿园——就开始灌输的狭隘的竞争意识，清楚地烙在这些留学生的身上，困扰着他们。
问：你看中国学生到了普林斯顿后，有哪些常见问题?
康毅滨：心态上比较急，有些学生在这里急于求成，享受不了科学研究的乐趣，总是把实验看作“计件劳动”，一旦不如意，就容易垂头丧气。还有些学生到这里才发现，这并不是自己喜欢的、擅长的专业，但是辛辛苦苦读了那么多年书，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很迷茫。并且他们往往在人际关系上会遇到问题，觉得不受欢迎，孤单。
问：为什么会这样?
康毅滨：普林斯顿的理念是学习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一个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找到自己想要什么、热爱什么的过程。
但很多国内教育系统出来的学生，往往是被动的心态：希望一进学校，就有人指定给他(她)一个课题或任务，这个课题又一定得出成果。就像解一道数学题，一定会有答案，做完了就能拿高分。然后靠这个科研成果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他们基础扎实、学习勤奋、上进心强、应试能力强、成绩优秀、但缺乏探索精神;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都比较弱，同时功利心又比较强。
问：其实这是成年人的典型心态。
康毅滨：我们系曾经有一个中国学生，开学后没多久，我就发现他并不真喜欢科研。我和他谈话，他说其实早就知道自己并不热爱科研，但从小学到大学，他都是第一名，所有的人都希望他考上美国一流大学。考普林斯顿就是为了完成别人对他的期待。
其实这个学生小时候对生物很有兴趣的，只是长期以来，成人世界的价值观，让他过早地把实验和名利、和事业捆绑在一起了。
在我们这一行业里，真正成功的人并不以出人头地为目的(假如为了出人头地，那还不如去搞别的行业来的更快。)他们真正享受的是探索的过程，包括许许多多的失败和得来不易的成功。
问：你刚才说的中国学生在人际关系上也会有些麻烦，这和功利心有关吗
康毅滨：你看，我侄子从小就被这么“教育”。带这种思维的学生，对竞争的理解是很狭隘的，认为把别人踩在脚下就是胜利，把别人比下去就是成功。
而在实验室更重要的是一个团队的工作，有人发表论文了，大家正一起高兴着呢，就有一些中国学生表现的闷闷不乐，仿佛别人的成功就意味着自己失败。还有的科研项目八字还没一撇呢，学生就想“分家”，好算作自己一个人的成果……
有些中国学生特别想快速成名。这样的心态，学校和家庭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在美国，成绩很隐私的东西，不会公布出来，也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压力。他们更提倡合作、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问：两种不同的竞争，就会产生矛盾。
康毅滨：竞争意识过强的学生，很可能缺乏团队精神，以自我为中心，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容易与他们关系紧张。
在生活的细节上，老生周末开车带新生去购物，晚到了几分钟新生会埋怨;但是新生自己在超市慢条斯理地货比三家，让老生在外面等几个钟头，还以为理所当然。
还有学生问我：为什么去年邀请他去家里过节的那些美国人今年不再邀请他了呢? 有时候我会思考这些问题，他们恐怕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从小到大，玩完的玩具，吃完饭的碗筷，换下来的脏衣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帮他们处理好了，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然会觉得别人的付出是理所当然。
而多数美国学生的确更有“公共意识”。比如说主动处理实验室的垃圾，及时对别人表示感恩，我们生物系有许多做后勤工作的员工，他们负责喂养小白鼠、运送实验器材和收发文件、打扫实验室。每到圣诞节，实验室里的美国学生会牵头一起凑份子，每人出个五块十块，买个小礼物送给那些工人，以表示对他们平时工作的感激。
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往往反映出一个学生从小所受的教育，以及将来他在事业上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