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过去的文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过了当年江泽民下令把抓捕周北方的消息对外公开，直接原因是邓榕在那段时间竟敢以党内太上皇的代言人自居，对外国记者“胡说八道”。
一九九五年初自邓小平二公子邓质方在香港经商的搭档周北方下狱及北京市官员集体贪污案被中共自动对外曝光后，江泽民的政治行情在海外舆论中陡然看好，认为过去轻看了江泽民，“没想到他还真有两下子”。而事实上江泽民这段时间内表现出的“反腐救党”决心，首先是曾庆红和江泽民身边其他几个幕后高参共同点拨的结果。
当时北京的一位“太子党”成员曾向笔者透露说，本来刚刚决定收审周北方时，曾庆红曾传达江泽民的指示，要求中纪委专案组至少要保密到当年三月份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例会结束之后。而之所以突然改变主意，完全是因为邓榕在法国、美国等地的轻狂表现，令江泽民及其手下人马感觉忍无可忍。特别是香港左派报纸乱捧“政治新星”的评论，无形中使邓榕的风头压得中共所有领导人都显得暗然失色，曾庆红这才安排下属，立刻将周北方被捕的消息透露出去。
这位“太子党”成员还透露说：因为邓家子女适时抓住海内外各界对邓小平健康情况的特别关注，经常利用自己“权威发言人”的地位随时吸引全世界媒体对他们全家的关注，邓榕更是时常以“邓小平代言人”自居，动辙透露一点“自家新闻”，曾庆红在自知无法对邓家子女如此表现进行约束的情况下，干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自己的政治心腹中，专门安排人选与西方和港、台记者保持联系，平时提供一些真真假假，无碍大局的“内部消息”，关键时刻便故意“泄密”。
周北方下狱不久，海外便刊出邓小平夫人卓琳自杀未遂的报道。因为在此之前若干年里，关于邓家的新闻，特别是邓小平健康状况的“可靠消息”大都被后来的事实证明可靠程度十分有限，所以这则卓琳自杀的消息虽然也有几家媒体转载，但相信者不多。
而恰恰这条消息却是真有其事。卓琳当时因为吞服过量安眠药而送进三零五医院急救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卓琳住院期间，江泽民、李鹏等人均亲自前往探视过，并当面解释“周北方的经济犯罪确实是‘个人行为’，与质方无关”。
海外披露这则消息时，卓琳已经康复出院，而下令传递出这则消息的，仍然是曾庆红。
接下来，曾庆红继续采取的手段更为老辣。有消息说，曾庆红一是决定将周北方交待出的所有与邓质方有牵连的内容，统统封存，不准对外曝光；二是在对无锡案的一伙人陆续进行刑事处理时，故意把周北方的处理向后拖。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邓小平，限制邓子女”。
所谓“利用邓小平”，是因为当时的江泽民要想坐稳他总书记的宝座，不利用邓小平的余威，不继续打着邓小平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旗号，简直无法想象。但是，从一九九四年开始，江泽民已逐渐在邓路线的角度，悄悄作出一些“策略性”的变动，且立刻引起人们的警觉，如果再公开给邓家子女难堪，政治后果会变得非常棘手。
而邓家子女也正是看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无论是邓榕的对外政治性讲话，还是邓质方的经商行为，都是有恃无恐。为此，公开对他们奈何不得，而私底下又要达到对他们进行有效限制的最好办法，当然是要抓到实实在在东西，以利与邓家子女讨价还价。简言之，针对邓家保险柜里存有邓小平许多讲话，特别是在政治上对江泽民特别不利的讲话录音或原始记录稿，江泽民大管家曾庆红的保险柜里就要存有在形象上对邓氏家族大为不利的有关内容，比如周北方交待材料里所有牵涉到邓质方经济问题的内容。
毫无疑问，虽然《邓小平文选》写明了如果他自己的子女违法乱纪，同样也要接受党纪国法制裁，但无论邓质方在周北方的案件中涉牵有多深，只要老邓在世一天，周北方的命运就不会落到邓质方头上。但即使这样，还是激起了一大批经商“太子党”成员的强烈反弹。虽然邓家之外的众多高级干部子女，特别是政治元老子女们平时与邓家关系并不亲密，甚至老死不相往来，但眼看背靠邓家的周北方竟然被抓进监狱，其他经商“太子党”无疑会有唇亡齿寒之感。而这批势力如果联合起来，对江核心地位的威胁也不可小看。
所以，他曾庆红在打击、警告一批经商“太子党”成员的同时，就必须争取这个阶层里的另一部分成员，聚拢在自己周围。基于这种想法，一九九五年年中周北方被捕后不久，曾庆红便专门组织了一个讨论干部子女教育问题的小型座谈会，对京剧有特殊偏好的江泽民到场发表指示时说：大家可能都知道那句“洪洞县里没好人”的戏文，现在这个问题（指干部子女教育问题）再不抓，老百姓就要引用这句戏文来形容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子女了。
大概从一九九五年年中开始，江泽民的一句名言“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常常被中共报刊在强调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等问题时引用。其实江泽民首次说出这句话时，谈的完全是政治而不是经济，是用这句话形容一批中共元老子女不惜败坏共产党的“祖传家业”，令整个中共政权在亿万臣民眼中的威望直线下降。
江泽民当时还表示说：那些趁经济转型之机不择手段地疯狂占有，败坏党和人民政府形象的干部子女，特别是党的在位和不在位的高级干部子女，其行动其实是在迎合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各种敌对势力从“理论”上和所谓“世界潮流”的角度断言共产党政权将不再长久，而这些在经济上违法乱纪的干部子女，无论其主观愿望是什么，其违法乱纪，挖共产党墙角的行为，就要在让敌对势力的一厢情愿成为现实。
根据江泽民的这些指示，曾庆红秘密对掌握着重要政治、经济实权的干部子女进行分类排队。要求对那些在经济上有严重问题者，视程度不同给予警告、调离经济部门实权领导岗位，和党纪、政纪直至法律处分；对那些在政治上对共产党领导的生命力和持久性持怀疑态度者，西化思想严重，甚至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政治敌对分子不能划清思想界限者，要提防和限制使用。
同时，对在复杂国内外势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头脑，自觉自愿将个人前途与党的未来、社会主义事业前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确有一定领导工作能力者，应根据其各自专业、经历，分别在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上逐级培养提拔。简单一句话，就是那些不为全民经商大潮所吸引，一心一意从政的干部子女，应该成为共产党政权的主要依靠对象。
根据这一部署，从一九九四年下半年开始，有一大批分别任职于党政军界的“太子党”成员或被迅速提升或委以重任。比如贺龙的儿子由少将晋升中将；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由市委书记升为省委副书记；万里的儿子由北京市调进国务院；行政级别由正局升为副部；彭真原在广州工作的一个儿子也被调进北京担任副部级职务。类似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
但如此划分阵营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即许多高级干部家庭中，特别是那些政治元老家庭中，子女们都不约而同地进行了“革命分工”，比如邓家儿子经商、女儿从政；陈家长子从政、次子经商；薄、万、杨、李（先念）、习等家族里也基本如此。这样以来，他曾庆红在“太子党”阶层中拉拢一批、警告和打击一批的设想几乎没有可能实现。怎么能够想象，上述元老家族中立志从政的子女，会同正在疯狂经商的兄弟姐妹们“划清阶级阵线”？
而且，这种家族内部的“革命分工”，恰好说明他们中间的立志从政者，并非曾庆红所希望的那样：愿意与共产党政权“同生死，共命运”，而是个个都为自己家族安排好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未来计划。每个家族里出现一至数个子女大举经商，疯狂捞钱，说到底是为了应付共产党一旦垮台的“不时之需”。而家族里同时还要有人在党政军界谋取职位，目的则是共产党政权如果还能继续坚持，那么自然可以利用自己的重要职位，随时保护自己家族里的经商成员不至于落得周北方的下场。
针对如此形势，曾庆红为江泽民设计的新一步对策就是先拿邓家子女开刀，在保证“既往不咎”的前提下，要求早已经赚得盆满钵满的邓家后代“下不为例”。（作者：高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