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安门”，指的是1989年春天，在成都市中心的天府广场，一些学生聚集在高耸的毛主席塑像前举行的抗议活动。与北京一样，这里的示威活动遭到了政府的血腥镇压。但与北京不同的是，因为没有外国媒体在场，6月4日至6日成都暴力流血事件的目击者当中，很少能够将其昭示于世人。
最早将消息带出去的目击者之一就是现任美国国会议员安迪·莱文(Andy Levin)。他是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人，当时在念博士的他，正在中国西部旅行。他目睹了广场周围的激烈战斗，以及四川锦江宾馆外的残忍殴打，他给老家底特律的一家报纸写了篇报道。莱文去年11月入选众议院，他还被任命为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亚太和不扩散小组委员会成员。在“六四”30周年之际，国会议员莱文向纽约时报中文网分享了他当时的旅行日记，以及在成都现场拍摄、从未发表过的照片与底片。针对提问，他做出了如下描述。
三十年前，我是密歇根大学亚洲语言及文化系的研究生。我希望将来成为一名亚洲宗教学的教授，专门研究大乘佛教。之前的夏天，我曾前往印度，跟随一位藏族老师，继续我的哲学阅读。
1989年春天，我决定去西藏旅行，尽管在3月拉萨发生抗议活动后，中国政府已正式禁止外国游客进入西藏自治区。我希望，他们也许会取消禁令，或是因为我会说藏语，一名西藏的卡车司机也许可以把我和他的土豆一起藏在防水布下，或是我干脆只在四川、甘肃和新疆的广大传统藏区旅行。
我也非常关注这个地方的政治事态发展。我联系了《底特律新闻》(Detroit News)，他们对我可能要写的文章表现出了兴趣。我留下了20卷胶卷和大量笔记。
变化触手可及
我是5月下旬飞去香港的，刚好目睹了我所见过的最大的示威游行，据报道，大约有150万人走上街头，要求中国实行民主。我拍下了人山人海的场面。在香港的感觉绝对是充满希望，人们感觉，变化触手可及。中国似乎正在迎来一个真正的开放局面。
在香港和广州呆了一段时间后，我飞去了成都。我开始试着安排去西藏的旅行，虽然看上去困难重重。我注意到当时在市中心毛雕像下进行的民主抗议。自4月胡耀邦去世后，学生们就在那里露营，据报道，5月中时，有数万人在示威期间走上街头。但是在这个时候（在5月20日北京颁布军事戒严令之后），只有很少的学生在那里，大家也不大把心思放在他们身上。
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我采访了一些人。比如，当地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社会学教授，带我了解了豪华的锦江宾馆的情况。他指着那些独自坐在酒店酒吧喝着橙汁的女人说，这里的消费是普通中国人负担不起的。看起来，这些女人似乎是妓女。我们看着一个年长的男人走到其中一个女人那里，然后两个人走出餐厅，消失在电梯里。他说，那名男子是一名著名的将军，公众知道酒店里发生的这种事情，并将其视为失业严重时期政府腐败的一个主要象征。
我很高兴边玩边了解政治形势，没有真正的忧惧或紧张感。然而，“六四”发生了，世界颠倒了。
“不是我们的政府”
6月4日，跟北京和其他地方一样，成都也开始了政府的镇压行动。武警总队于凌晨进入成都市中心。大约50名在那里的学生在上午七点半左右被清场，有两人在混战中死亡。其余的学生被带走了。据我所听到的，至少有三人在此过程中死亡，100人受伤——可能更多。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
在接下来的一天左右，城市中心已经不受当局的控制。我看到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与示威者的战斗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有点让我意外的是，从一个习惯了身边的警察的高度武装的美国人看来，我没有看到成都的警察手中有枪。相反，他们使用警棍、盾牌和催泪瓦斯来攻击人群，并试图驱散他们。
然而，这些战斗仍然造成了死伤。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石块或是水泥块，以便前进；然后警察把催泪弹投入人群进行反击，带着恐慌的人群又往后退。不可避免的是，最前面的一些年轻人——示威者中几乎没有女性——在碰撞与混乱中跌倒。人群发生踩踏，警察趁机攻击他们。我看到很多人遭到殴打和被捕。
我当时写到，“被殴打的人不一定是那些向警察投掷石块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人，而是那些在警察冲上前时，跑最慢的人。”
当人群再次冲上前的时候，有一些人被救了回来，他们被朋友或是好心人带回来，大多都流血了，甚至有的失去了意识，我都拍了照片。我想知道他们会被带去哪里，要怎样得到医疗救治。人群中有人说，他们不能去医院，因为警察会在那里抓他们。
在整个动荡期间，我跟一些人交谈，他们认为民主仍将来临，或是说为之奋斗很重要。虽然我没有学过中文，但我还是设法找到了能用英语交流的人。
17岁的邹毅（音）是成都七中的学生，他告诉我，“学生们希望我们的军队更强大，更美丽。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国家不是由一个人而是由人民统治。我认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在国家解放后，人民不敢说出他们的想法。”
一所中学的马老师说：“他们在战斗，因为在我们国家没有任何自由和民主。在北京，警察打了学生，同样，在成都，警察也打了学生。”他跟我解释，“大多数是学生，但也有许多市民。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参与进来，因为只有通过这条路，我们才能拥有一个自由而强大的国家。我们认为现在的政府不是我们的政府。”
在街头，有时我靠近前方，近到足够清楚地看到当局和人群之间的拉锯战。这些天我吸入了大量的催泪瓦斯（我用一条湿围巾盖住鼻子和嘴巴，但眼睛只能露在外面）。我没有被催泪弹击中过，但冲在前面的人确实深受其害。
还有的时候，我会走进已被人民接管的街道上的某座建筑里，做人们所说的示威游行的看客。那些没有参与其中的人，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充满兴趣。
6月4日晚上，我写到：
“尽管有催泪瓦斯的刺鼻气味，但在人群的外围却有一种节日的气氛。今天是星期天，对中国人来说是休息日，很多出行的人家都被困在市中心的僵局中。许多人似乎将其视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们把孩子高高举起好看得更清楚。年轻人在主干道上游行，自豪地展示战斗的纪念品。一个少年把一个未爆炸的催泪瓦斯罐晃来晃去，引来旁观者的好奇与惊讶。
许多市民来这里不是为了战斗，而是看热闹，体验一下处于战斗前线的轻微危险所带来的刺激，偶尔催泪瓦斯的烟雾和每一次爆炸引起的人潮的惊恐逃窜，都会增加这种刺激感。 但最前线的年轻人从未完全逃离，与警方保持大约50到100码的距离。
下午4:20——警察设法把两辆公交车弄到广场上，似乎是作为他们在东翼的路障。
下午4:40——更多的警察从西边进入广场。在南边通向广场的主道路上，有数以千计的人群，不过当时似乎只有大约300人处于严重危险中。
在俯瞰交叉路口的平台上，就在城市中心的地标——毛泽东巨大雕像的凝视庇护下，站着数十人。他们就像检阅游行的元帅。
在一幢尚未完工的建筑物的6楼，聚集在一起的旁观者对于这些“元帅”是谁，有着不同的意见。大家似乎一致认为的是，一些人是医务人员，一些人是党的领导人。不管怎样，当警察在下午4:55分把学生从广场赶走时，他们进了四川省展览馆。警察似乎暂时离开了广场，在侧翼最后一搏。那一刻，看不见警察，人群也变得稀疏。结束了？
下午5:00——部队实际上依然还在附近，在广场两侧向后方移动。一片平静。然后部队再次出现在广场的周边，用几颗催泪弹控制了局面。”
某大学的孟姓工程师请求道：“请把这个消息告诉世界。我们的政府腐败。”
“自从1919年的学生运动以来，人们一直在说同样的话 ——唯有民主与科学可以救中国。在中国，法律并不是人人平等。党的领导人的孩子，无论做错什么事，都不会受到惩罚，”他说。
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
一片困境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这些对抗是激烈的、致命的、意义非凡的；而另一方面，它们只发生在一个巨大的大都市的中心。有一次，我想暂时远离所有的催泪瓦斯和行动，我去了城市的另一部分，去一家小商店买了一些东西。每个人都在忙着做他们生意，好像市中心什么事也没发生。
事情很快传开了，但人们不知道被抓的学生被带去了哪里。有传言说抗议者被关押在某一个派出所里，于是一大群人聚集在外面。最后，人们确定学生根本就不在那里。然而，在愤怒中，人们放火烧了派出所。
三辆消防车从夜色中开来，警声大作。人们的第一直觉是闪到一边给救火车让道。但随后，我可以看出人群又“改变了主意。”就好像在说，“等一下，我们故意放的火，所以我们不想让这辆消防车把它灭了。”于是人群包围了消防车，驱赶消防员，把消防车推翻，然后点燃了消防车。
6月5日上午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
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我一路走回人民南路并向锦江边往南走时，似乎有数百人仍然逗留在各处，仍然有很多人喝着汽水和啤酒、吃着冰淇淋，聚集成群讨论当前的情况，一直到锦江宾馆都是这样。 这是在凌晨1点45分之后了。”
“泛光灯照射下的毛泽东雕像，随着烟雾弥漫在灯光照射的空间内，仿佛一个种怪异的象征，像看上去像陷入一片困境之中。”
几天后，19岁的成都大学学生陈静（音）告诉我，仅仅是他的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就有20名学生在6月4日和5日在与警方的混战中死去，大约有130人被抓。这些数字无法得到确认。
一袋袋土豆
在对峙的第二个晚上，我去了锦江宾馆。我天真地想，我也许可以拿到一份《人民日报》，得到一篇关于北京、成都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的书面报道。
当我在酒店时，发生大骚乱。保安人员将我们所有人推入酒店并锁上门。他们还锁住了通常一直开着的酒店大门。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每个人都到面向酒店正面房间的阳台上观看。
一大群男人破门而入，挤满了底层。他们与保安人员对抗，并开始从酒店巨大的大堂窗户扔石头。他们拿来一张8×10的胶合板点燃，讽刺地是，那上面画着的是西藏的旅游广告，然后将它滑到酒店大门门缝下面。我们是否会被锁在一家着火的酒店里终结一生？我在酒店里疯狂地跑来跑去，想弄清楚如何逃生。
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
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
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
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 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
【记者林慕莲(Louisa Lim)《失忆人民共和国：天安门重访》(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一书中，对成都镇压有详尽的描述。她写道：“究竟有多少人（死亡）不得而知：在成都，政府表示有8人死亡；美国外交官估计这个数字在10到30之间；那些透过酒店窗户目击事情的人认为，有数十人，有些人甚至认为有多达一百人在他们面前被活活打死。”】
第二天，武装部队坐着卡车在市中心转圈，抗议活动就此结束。一切恢复正常，无论这意味着什么。
我写下了我的经历，然后去了锦江宾馆的商务中心。我花了一大笔钱（可能是10美元）将文章传真给了《底特律新闻》。我当时并不知道传真是否发成功了。但是《底特律新闻》在6月8日发表了我的报道，标题是《另一个遭受了死亡与混乱的城市》。正是通过这篇文章，我的家人发现我还活着。
裂缝中的纸片
我觉得，在目前的政治镇压下，还想往西藏自治区跑是不明智的。于是，我去了四川和甘肃两省的藏区。
途中，我参观了夏河附近令人惊叹的拉卜楞寺。在用藏语与我交谈之后，几个僧人把我带进他们简陋的住处。他们告诉我，他们一直受到中国当局的监视。不能自由地祈祷或学习，这让他们感觉更像是一个旅游景点，而不是一个自由运作的修道院。抗议的人都被带走了。
他们万分紧张地从墙上的一条裂缝中取出一些小纸片展开来。纸上写满了关于西藏自由与独立的口号。他们把它们压在我的手心，让我告诉全世界他们的困境。我保证会照做。 我把那些简陋的小纸片装框，今天你可以看见它们挂在国会议员办公楼我的办公室里，象征人们渴望自由无所不在。
当我到达甘肃省省会兰州时，中国镇压的后果仍显而易见。我看到一大卡车的囚犯经过城市街道。人们告诉我他们是示威者，正被带去处决。但同样，我无法证实。
我在成都的经历，以及我在北部藏区的旅行，深深触动了我。无论中国政府做什么或说什么，我清楚地知道，从香港到成都，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坚信一个远离腐败和权力滥用的，平等和民主的未来终将到来。他们三十年没有实现这些目标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停止为他们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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