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毛泽东是如何无意之中打破了精心维持的军队高层政治平衡？
“文革”开始后，毛身边年轻的性伙伴有增无减。对这些围着他“女友”，他常常怀有一种征服欲和性幻想交织的心态。在他晚年和孟锦云、张玉凤等最亲密的女友谈论《红与黑》和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等作品中情欲关系时，他总是把两性关系解释为一种征服者的“阶级战争”，并把这种有权者对无权者的权力征服和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占有合理化。[15]毛的这种对女性的权力征服欲体现了古已有之的君王心态，古代的君王就常把被征服的部落或国家的后妃纳为自己的女奴或嫔妃，而且认为，占有了这些女人的身体，才能保证她们的忠顺。另一方面，毛又常常把自己幻想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理应得到众多美女的青睐和忠诚，以致于他的“女友”有一次都在背后笑他，“分不清楚人家对领袖的热爱和男女的相爱”[16]。毛的这种奇怪的心态使他“把女人做享乐工具外，还做政治工具。如江青说她是毛的一条狗，要她咬谁就咬谁，……利用性关系为政治服务，毛是史无前例的”。[17]
毛不仅使用“女友”充当他的政治工具，这些“女友”有时也能满足毛的政治需要。例如，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要刺杀毛的阴谋，就是毛的一个“女友”（谢静宜）通过她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的丈夫（苏延勋）得到消息后及时密报毛的。[18]但是，“文革”中毛的“女友”们有时也会出于自己所属派别的利益，向毛报告一些片面的消息，或提出一些特殊的政治性要求，而毛在情欲的支配下，有时会答应她们的要求，结果反而破坏了毛自己建立的权力制衡。1967年震动全国的“5•13事件”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5•13”事件是1967年5月13日发生在北京展览馆礼堂的一场小型武斗。武斗的双方是“演出派”（即“老三军派”）和“冲派”（即“新三军派”），双方为如何组织演出而大打出手。前者是1966年冬至1967年春空军、海军、总后勤部机关及其所属文体单位、院校等群众组织中的所谓“保守派”。他们在空军保吴法宪，在海军保李作鹏，在总后保邱会作，人数较少。而后者是所谓的“造反派”，人数较多，他们反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得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中央文革”和周恩来）的支持，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派。当时，周恩来坚决要求两派联合演出，目的是维持军内的林彪嫡系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和由毛自己掌控的肖华、杨成武这一派之间必要的政治平衡。[19]这样的平衡其实也体现了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和林彪集团之间的平衡。可是，这一微妙的平衡被毛本人无意间打破了。
事情起自1967年4月，毛在中南海的卧室里见了空政文工团女演员、他的“女友”刘素媛、邵锦辉等人。刘属于保吴法宪的少数派，她向毛哭诉，“造反派在文工团夺权后，就将三人赶出宿舍……她们已经在街上转了三天”。毛于是对刘和另外两个女友表了态：“他们不要你们，我要你们。他们说你们是保皇派，你们保的是我嘛，我就是那个‘皇’啰。”毛不但让他的“女友们”直接去找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的叶群，还派了毛的秘书徐业夫去找叶群，让叶替刘及另两个女孩平反。叶当然立即照办，还找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命刘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主任，这样刘一下子变成了红极一时的人物。此后，刘和另外两个女孩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一住下来就是5天10天。[20]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对叶群与刘素媛等人的会面有如下记载：1967年4月的一天，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到了毛家湾。叶群接待后，把我叫了去，说：“张秘书，我去接见空军文工团的几个演员，你跟我去做一下纪录。……叶群又神秘地悄悄地对我说：‘不要小看他们，那是通天的！’”在接见中，因为叶群深知她们和毛的特殊关系，便首先问她们：“你们经常去中南海，没有问一下‘最高’（指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吗？”刘素媛回答说：“主席说，我也是保吴法宪的。”于是，叶群便积极地建议她们：“你们人少，可以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同一观点的串连一下，与他们联合演出。”结果，“叶群的主意确实发挥了作用。小刘等人经过串连，很快就和海政文工团、战友文工团一些同观点的人联合排练了一些小节目。5月13日，她们在礼堂举行试验演出，由于这一演出是背着军内各单位文艺团体居于多数的对立面群众组织搞的，结果遭到了这些组织的冲击”。[21]这次演出违背了周恩来和肖华关于两派要联合演出的指示，肖华便劝他们不要坚持演出；然而，因为有毛对这些“通天女友”们的承诺，林彪就公开表示支持演出。结果激发了双方的武斗。事后，林彪又利用这一事件，通过叶群的幕后操纵，掀起了打倒肖华的政治风暴。但是幕后的促成者，却仍然是毛泽东和他的女友们。根据“文革”研究者黑雁南的记载，对打倒肖华最致命的“最高指示”－－“肖华是扶不起来的天子”，就是毛通过他的“女友”刘素媛、邵锦辉等人的“私人通道”向叶群、吴法宪等人传达的。[22]6月9日，林彪又带上他的嫡系人马和“中央文革”成员们，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老三军派”一派的演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作了报导。此举大长了“老三军派”的威风。从此，林彪等人通过“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即“老三军派”），从“中央文革”手里夺过了对军队单位“文革”的指导权，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成了“林副主席直接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他们马上在6月初组建了由吴法宪、邱会作和张秀川（李作鹏的副手）组成的“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即后来林彪的“军委办事组”的前身。[23]“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在“九大”上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等到毛泽东认识到，一个尾大不掉的林彪军人集团已经对他的绝对权力形成了威胁，军队系统内政治平衡格局被完全打破时，为时已晚，毛只能设法动“大手术”来解决了。毛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和林彪闹翻后，对军队的那几个“女友”的角色已有所觉察，刘和她那两位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朋友，都不再被允许进入中南海。由于刘和叶群、林彪关系密切，毛怀疑刘是林彪的特务；当时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空军权倾一时，毛甚至认为她们三人都是林立果派来的。[24]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放荡淫逸的君主一样，毛有时也不得不为自己的“权色交易”付出政治代价。
5．江青奉命打击叶剑英，毛泽东为何“撤火”？
70年代初，各地的掌权者，尤其是军队干部，纷纷利用特权为子女亲友“开后门”，安排入学、参军。这股歪风邪气成为全国民怨沸腾的一个焦点。1974年初，毛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之原本意图是，帮助江青等毛的嫡系帮派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手里夺取更多的国务院和军委的掌控权。1月24日、25日，江青和迟群、谢静宜等人连续召开了军队和国务院系统的“批林批孔”大会。会上江青公开点名叶剑英“开后门”送子女参军上大学的问题。之后，江青、张春桥等人又在《人民日报》和地方报刊上登出一系列高校清查“开后门”学员的文章，比较有名的有南京大学政治系工农兵学员钟志民的“一份申请退学报告”等。[25]当时江青等人抓住这一问题，向确实有腐败问题的叶剑英等人开刀，既能赢得民心，又可在军内扩充势力，甚至可能在毛的支持下对军队大权重新洗牌。面对这样的压力，叶剑英在1月30日向毛泽东写了关于自己的“严重错误”的“检讨”。
但是，在“走后门”问题上，毛泽东却出面帮叶剑英的忙，妨碍了江青等人打击叶剑英、插手军队事务的盘算。毛在2月15日给叶的复信中说：“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下发，我的意见如此。”[26]毛的说法显然又是强词夺理，故意曲解。江青、迟群所批判的是“走后门”这种方式，并没有给“前门”或“后门”进来的人定性。毛泽东的这段“最高指示”后来成了“开后门”之风的护身符，对全国性的党风腐败起了极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据毛后来向唐闻生、王海容解释：“走后门的人……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现在送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27]显然，这些人是毛的“女友”。毛之所以说，“我没有办法”，不得不“开后门”送她们上大学，显然是因为与这些“女友”之间有约定的“权色交易”。据当年北大历史系的范达人回忆：“1973年，北大历史系来了3位女学员，他们的年龄大约在27、8岁，3人无单位推荐，不知从何处来，有人试图打听她们的底细，3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为恼火，扬言一定要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否则就不准她们在系里学习，校党委知道以后，派人找班主任谈话，做了一番劝说。”后来这些女孩子告诉范达人说，她们原来是浙江省文工团的乐器演奏员，是“毛泽东同意，通过谢静宜安排到北大历史系学习。”[28]据范回忆，这类和毛直接有关的神秘女学员，北大还有好几个。另据中共资深干部沈容回忆，毛还通过周恩来安排他的“女友”“开后门”到北京外语学院读书。[29]
显然，毛自己因为有“权色交易”，带头“开后门”送了为数不少的“女友”上大学，所以他无法抓“元老派”“开后门”的把柄、藉此整倒他们。像当年为“女友”任凭林彪排挤听命于毛的肖华、杨成武一样，这一次是为“女友”而“放”叶剑英“一马”。当然，在这件事上退让，并不意味着他就不想打击叶剑英。两年后，他还是用不合程序的中央文件，宣布叶剑英“生病”，“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30]然而，这时候才剥夺叶剑英的军权，为时已晚。叶已经赢得了在军内苦心经营两年的时间，他“病退”前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资历尚浅的陈锡联根本无法压制或者忽视。毛死后不久，他生前竭尽全力扶持的“文革”派就栽在叶剑英势力的手里。毛若再世，当悔之莫及。
6．“毛办”“负责人”：“陪睡丫头”张玉凤
谈到毛在“文革”时期的私生活，就不能不涉及他与其晚年的“宠妾”张玉凤的关系。据李志绥回忆，1970年毛与林彪发生摩擦，结果导致来自空政文工团的“女友”刘素媛失宠，此后张玉凤正式调入中南海。在她陪伴毛度过其风烛残年的最后6年时光里，张在中国政治尤其是宫闱政治中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她从毛的生活秘书变为“机要秘书”，掌管着毛的私人保险柜，此柜里有一批党和国家的特级绝密文件，其中不乏许多高级干部写给毛的检讨书、认罪书、告密信等，这些材料反映了许多高层领导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些人的“生死簿”。在高层政治斗争中，谁掌握了这批文件，就等于变相控制了党政军大权。其次，她完全取代了毛泽东的家人，获得了实质上的“妻子”的地位。毛泽东临死前的几年，只有她和另一位“女友”孟锦云能进入毛的房间，而且只有张才听得懂毛因病而含糊不清的讲话。而毛所有的“最高指示”和批复的文件都要经过张玉凤之手，以致于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怀疑：“谁知道这些同意或批评，有多少是真的或是歪曲了的。”[31]几年前张玉凤的一则回忆提到，毛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张玉凤，提出了毛之后政治局常委班子的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了记录。该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32]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把毛的这一荒唐昏乱的身后安排，当作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临终前对自己的宠妾的一种表面性的政治安慰（看起来更象是毛当着张的面所做的临终授命），因为这种安排绝无可能实现。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到，张在当时中国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她含而不露的政治企图心，否则她为什么不当面拒绝毛将她列入政治局常委的安排？这一安排也有可能是她向垂死的毛要政治名分的结果。
从1970年到毛去世，张对毛的影响远远超出一个“陪睡丫头”（江青对张的蔑称）的范围。张实际上扮演着毛的妻子的角色，掌管着毛的所有生活，而晚年的毛对她的依赖日深，如此江青就事实上从毛的生活中完全“出局”了，只剩下一个徒具虚名的“妻子”名分。了解张玉凤的真实地位，对理解分析毛晚年的高层政治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那时，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的私人亲友，无论是讨论国策大计，还是私人访问，都必须经过张的通报之后，方能决定见与不见。[33]由于毛晚年根本不愿见江青，江青曾不断地对张“巴结”、“献殷勤”，即便如此，张和江的关系仍然不和谐。一方面，她们之间的“大妇”和“小妾”的争宠夺利关系极难缓和；另一方面，张也是个醋劲十足的泼辣女人。1971年她曾因为怠慢了毛的一个“客人”而与毛互相骂“狗”，大吵一场，结果曾一度被毛赶出中南海。这个“客人”其实是毛以前的一个文工团“女友”－－陈姓女士，此人后来去香港后在报刊上披露了这一内幕。[34]从目前极为有限的已公开披露的材料来看，张玉凤（包括孟锦云）都未在毛面前为江青美言。例如，孟锦云在回忆中提到，毛泽东和她（指张玉凤）慎重地谈过与江青公开离婚的打算。[35]另据中共中央文件披露，张玉凤和江青自1973年底起多次因张保管的毛泽东的几百万稿费发生严重冲突。江青甚至公开叫嚷：毛的存款“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36]“文革”中毛对江青最严厉的批评（即批评“四人帮”）正是发生在此次冲突之后。不难猜测，张玉凤在毛严厉批评江青一事上很可能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还有另外两个年轻女人——毛当时的联络员唐闻生和王海容－－也时常离间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唐、王两人当时比较认同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政治理念，又与江青有私人矛盾，于是就利用毛的联络员的身份，在极为封闭孤独的毛面前讲了许多江的坏话。当然，王海容同时也在背后大骂张玉凤。[37]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学者余英时教授总结毛泽东的治国方式时，使用了“在榻上乱天下”的比喻。此语有两重意思，其一指毛喜欢在床上办公的怪癖；其二指毛在“文革”中“视女人为工具”，表现了“他的冷酷而兼放纵的生命的一个环节。”[38]确实，毛泽东的晚年生活在情欲横流的温柔乡里，然而，他也为情所累，会不时地陷入和引发与他身边的女人之间的“战争”。例如，1976年5月11日，不知因为什么无聊的事，毛与张玉凤大吵一场，结果导致心肌严重梗塞。当时虽然抢救了过来，但此事大大地缩短了毛的寿命。[39]毛生前虽然“妾嫔”成群，但死后尸骨未寒，其正配夫人便被投入监狱，最后以自杀终结生命。对于“在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报应和嘲讽。
作者：宋永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