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桌上少不了鸡鸭鱼肉，然而近期一份抗生素污染地图揭露了隐藏在我们食物体系中的惊人事实——为了供养工业化养殖业，每年有数万吨抗生素经由养殖动物和我们的身体，进入水土环境，致使各种病菌严重抗药，鸡鸭猪牛鱼全部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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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妇婴医院曾抢救过一名体重仅650克、25个孕周的早产儿。头孢一代，无效！头孢二代，无效！头孢三代四代，仍然无效！再上“顶级抗生素”：泰能、马斯平、复兴达……通通无效！后来的细菌药敏检测显示，这个新生儿对7种抗生素均有耐药性！
新生儿耐药或来自母亲。孕妇在吃大量抗生素残留肉蛋禽时，很可能将这些抗生素摄入。动物产品中残留抗生素，已经成为耐药菌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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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份有关“江浙沪儿童普遍暴露于多种抗生素”的研究报告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该项研究针对江苏、浙江、上海1000多名儿童尿液进行检测后发现，有近6成的儿童尿液中含有抗生素。
化验结果表明，这1000多个儿童中，至少有58%的儿童尿中检一种抗生素，四分之一的儿童尿中检出2种以上抗生素，有的尿液样本中甚至能检出6种抗生素。研究人员表示儿童特别是婴儿由于其生理结构和功能发育不完善，如果这类成分长期存在于体内，将对儿童的生长发育造成不良影响。据报道这次监测还发现，恩诺沙星、泰乐菌素等一般只限于畜禽使用的抗生素，在儿童体内均有检出。
比如泰乐菌素和恩诺沙星。泰乐菌素，它是一种广谱抗生素，对胸膜肺炎类支原体及其他支原体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它是一种畜禽专用的抗生素。而恩诺沙星是一种广谱杀菌药，对支原体有特效，它也是禽畜和水产专用的药物。
研究人员发现，从多名儿童体内检测出了临床上早已不推荐儿童中使用的抗生素成分，并且，这些抗生素成分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和食品中能被经常发现。换言之，不仅是临床治疗，环境与食品也可能成为抗生素的重要暴露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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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獭兔养殖中，滥用生长激素，滥用人用药，滥用抗生素乱象。多家企业位列其中，如江苏远方中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造肉一号”、山东省成武旺泰饲料有限公司生产的“速肥肽”、郑州百瑞动物药业公司的主打产品“厚祺峥重”、河南漯河宇信科技有限公司的主打产品“日长三斤”等。
饲料企业偷梁换柱，在饲料中非法添加各种违禁药，如喹乙醇。养殖户随意滥用，最终带有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肉类被人食用。在央视报道中，济南市章丘区永良獭兔养殖场，年出栏肉兔近万只，负责人李老板在给兔子拌饲料时，还要再添加一种黄色粉末状物质。经调查，该物质为喹乙醇，长期使用，会蓄积在动物体内，诱变细胞染色体畸形，此外还会造成耐药性，给人类身体健康带来潜在危害。
抗生素会在肉里残留，人吃了带抗生素的肉以后，或产生“耐药性”。在动物饲养方面强度更大的饲养活动，这样加强动物产品的扩大生产，也导致了抗生素的大量应用。甚至有研究人员表示，对有“最后防线”抗生素之称的粘菌素具有耐药性的细菌，可能正从中国的禽类养殖场传染给人类，让人更加担心开发新型药物的时间已不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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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报道，有些养猪场，为了防止猪得病，会喂些像土霉素、头孢、阿莫西林一类的抗生素，那么，养猪过程中，为什么要注射这样的抗生素呢？
为了调查养猪场是否存在滥用药物的情况，记者走访了济南、潍坊的多个养猪场。在调查过程中，记者发现，对于养猪过程中是否使用药物，这些养猪场场主并不避讳。让记者吃惊的是，多名养猪场场主说，为了预防猪生病，从仔猪刚生下开始，就会注射一些土霉素、阿莫西林一类的抗生素。
一位养了六年猪的工作人员表示，小猪出生三天后，就使用土霉素，这是他们经过多年实践后，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据了解，土霉素是抗生素的一种，属于兽用处方药，小猪刚出生三天，为什么就要注射抗生素呢？“那就是给它补血，就是壮，小猪壮。”
通过调查，记者了解到，从小猪出生到最后出栏，一些养殖户会通过使用抗生素来防病，这已经成为了养猪行业公开的秘密。不仅如此，猪一旦生病，养殖户也会大量使用抗生素来给猪治病。位于潍坊的一家规模较大的养猪场，大批仔猪跟母猪出现了拉稀、食欲不振等病症。工作人员为猪注射了穿心莲注射液，“治疗病毒性腹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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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份抗生素污染清单操刀者为中科院广州地化所应光国课题组。应光国博士是国内抗生素研究领军人物，从2006年开始研究抗生素污染问题，足迹遍布中国58条主要河流，以及广东、广西、湖南、河北等省份的主要养殖场。
中国科学院污染地图首次详细披露了各地抗生素使用和排放量：中国2013年使用的16.2万吨抗生素中，兽用52%，人用48%。
此次研究选取36种最常被检出的抗生素作为研究对象，总量达9万多吨，其中畜用抗生素占84%；大部分抗生素通过人畜排泄至体外，一年有超过5万吨抗生素排放进入水土环境中。
中国在抗生素的使用上，可划分成明显的东部和西部两个部分，东部的抗生素排放量强度是西部的6倍以上。其中：京津冀海河流域、长江和西江是全国抗生素排放量最大的区域，而珠江单位面积中的抗生素含量排名全国第一。
从污染地图颜色可以看到，广东、江苏、浙江、河北等经济相对较好地区颜色较深，即意味着是污染重灾区。这些处于污染重灾区的地方，意思就是喝水就能治感染呗！与国外相比，中国河流总体抗生素浓度较高，测量浓度最高达7560纳克/升。
然而除了对比国外数据，我国自来水和地表水质检测的国家标准中，均没有将抗生素纳入。从下表可见，我国每千人抗生素日使用量是英国的5.7倍，达美国的5.5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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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抗生素从何而来？环境中抗生素的来源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医疗废水以及动物饲料和水产养殖废水排放等。环境中的抗生素残留又会通过各种方式可能重新进入人体，最主要的就是喝了含有抗生素的水、吃了存在抗生素残留的肉类和蔬菜，另外还可以通过生态循环的方式回到人体。
在生猪、肉鸡、水产等养殖过程中，因养殖密度高，不少养殖户为降低感染发病率，提高效益，习惯在饲料中添加各类抗生素。比如生猪饲料中，硫酸粘菌素、金霉素都是常用抗生素，最多时一吨饲料能添加1斤抗生素药物。
应光国介绍，珠江流域人口密度高，广东又是养殖大省，鸡、猪的消费量在全国范围内算很高的，水产养殖发达，广东鱼塘在全国最多，因此珠江流域抗生素使用量、排放量大，排放密度高。另外，我国的污水处理水平也较低，农村地区几乎直接排放污水。中科院团队在广东、广西、湖南的猪场、鸡场、鸭场检测显示，养殖业使用了不同的抗生素：猪粪检出的抗生素中浓度最高为四环素5.6毫克/千克。
“这些兽药经常打得多到我们自己都怕！”广东省肇庆市莲花镇大步村生猪养殖户老廖说。老廖的猪场有2000多头猪，养了几十年猪，“打药”对老廖来说稀松平常。猪现在主要的病有几十种，打针、灌药效果越来越差，用药越来越猛。一旦猪出现咳嗽、瘦弱，就必须不断打药，一直打到让猪吃食。“光是用药，养猪都养不起了，猪药太贵了。”
一头猪从小养到240斤的7个月里，养殖成本中，饲料费用1300元，药费就要300多元。千把头猪的规模养殖，一年用抗生素等各种兽药花费就达50万元。在鸡鸭粪中检出的多种抗生素中浓度最高为6.11毫克/千克。
奶牛场也在使用抗生素。“我们去了广西的、广东大型养牛厂，奶牛也在用抗生素，因为挤奶时间长会发炎。”
走地鸡同样不安全。“我开始以为走地鸡不用药，最后发现也用。”应光国看到云浮、清远、江门等地养殖户为了让鸡长得快、防鸡瘟，大量使用抗生素。
养鱼业同样没能幸免。鱼塘底泥中检出了7种抗生素，最高浓度为3400微克/千克，平均浓度为524微克/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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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泛滥的危害到底有多大？环境抗生素污染对人体健康有什么影响？饮用有抗生素残留的水有没有危害？被检出抗生素的肉类安全吗？
从药学领域而言，广谱(能针对绝大多数细菌)抗生素大致分为青霉素类、碳青酶烯类、β-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磺胺类、喹诺酮类等。“不同的药物，在人体或动物体内不同的半衰期(药物衰变为其他物质)不同，以喹诺酮类药物(如诺氟沙星等)为例，其半衰期较长，在自然界化学稳定性很好。
它需要足够长的时间降解成其他物质，如果人类长期低量摄入含有喹诺酮类的水、肉食，其直接的结果就是产生耐药。”中国药理学会教学与科普专委会委员、南方医科大学药学院徐江平教授表示。
“喹诺酮类药物的人体耐药性问题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了。比如第一代喹诺酮氟哌酸，已经基本治疗不了细菌感染性腹泻，再如诺氟沙星、氧氟沙星，其对于呼吸系统、泌尿系统感染的治疗效果也在渐渐降低，这就是耐药的表现。”
广州地化所这次研究报告显示，喹诺酮类药物的用量仍然很大，以诺氟沙星为例，2013年全国用了5440吨，其中畜用4427吨。徐江平表示，他最新掌握的信息显示，农业部已经意识到喹诺酮在养殖业滥用的危害，即将决定停止4类喹诺酮类药物在养殖业的使用。“其他还有一些小分子的抗生素，其半衰期也很长，在自然界化学稳定性很好，长期微量摄入也有类似的导致耐药结论。”
应光国的报告显示，抗生素的使用量、预测环境浓度、地表水环境中的细菌耐药率和医院的细菌耐药率存在正相关，其中使用年代较短的新型抗生素正相关更显著。
抗生素在人类和动物身上的滥用被认为是产生耐药性细菌的主要原因。在我国动物的饲养周期中，农民和农场主们一直向其投喂少量的药物，这些药物不是用于治愈患病动物，而是为了促生长，并抑制因近距离接触彼此的粪便而引发的疾病，动物吃下抗生素之后，只有很少一部分被吸收，大部分都会随粪便排出体外。
2013年，8名中国和美国科学家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过一篇研究报告，三家中国商业养猪场中的粪肥里发现了149种“独特”的抗生素耐药基因。耐药基因可通过环境、食用上述动物的肉制品等方式传播至人体，有的形成“超级细菌”，导致人们难以甚至不可能通过常规抗生素来治疗感染，而新药的研发根本来不及跟上。
威胁已经在人体中暴露。抗生素在动物中的滥用和抗药性已经成了世界范围内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问题之一，医生面临着选择越来越少、没有充足时间做决定等问题，他们常常被如何拯救病人生命的痛苦选择所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