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正在收紧国门，想出去的人越来越多；可就在这个时候，网上却突然传出一个颇耐人寻味的消息：以“辱毛”言论著称的袁腾飞，据称已经成功落地美利坚，而且还是举家离开。
与此同时，另一位知名媒体人梁洪达，也被传已经居家移民加拿大。
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加拿大。社交平台流传的照片显示，情况基本属实。问题就来了：在中共出境管控越来越严的背景下，他们究竟是怎么出去的？谁给他们签的字？又是谁承担这个责任？
袁腾飞大家并不陌生，尤其是对中共和毛泽东的一些评价相当大胆，也因此触碰了当局的底线。后来，他的相关内容遭到封杀，逐渐淡出大陆公众视野。
此前网络上还曾流传一个说法：袁腾飞曾经试图从澳门出境，但被中共边控，最终没有成功。如果这次袁腾飞真的已经成功移民美国，而且还是举家离开，那么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摆在眼前：当初如果真的被边控过，这一次又是谁放行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偏偏就在中共进一步强化出境管理的时间点，这两位曾经在中国舆论场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却被传成功逃离。
网友于是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对于中共当局来说，袁腾飞、梁洪达这种人属于典型的“牛皮癣”——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既然留在国内不好处理，那干脆让你出去。你出去了，又能奈中共何？
财经冷眼则认为，不管怎么说，如果这些有见识、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真的从中国走向海外，对他们个人而言未必是坏事。到了更加自由、更加宽广的平台，他们可以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可以把中国的一些文化资源带到海外，让更多人听到真实的声音。
海外时评人士蔡慎坤认为，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媒体人、文化名人和公共知识分子转向海外，海外中文圈，也可能因此变成一场“故人重聚”。到那时候，大家才知道是不是真有眼福了，这些人到了自由世界，当年电视上没说完的话，微博上不敢说的话，能不能敞开聊，不妨先等等再期待。而且，如果对袁腾飞这样的大V放行，那么，困守在传媒大学的崔永元，会不会也突然被放出来？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袁腾飞、梁洪达被传“成功出逃”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中共越来越严格的出境管控。
据自由亚洲披露，中国各出入境口岸将从9月15日起实施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居民出境将受到更严格限制，其中一个被反复提到的关键词，就是：“谁审批、谁负责。”
据知情人士透露，公务员、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人员，包括大学教师、医生、上市公司高管以及大学生，出境前需要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而一旦获批人员在境外逾期滞留甚至滞留不归，审批签字者也可能被追究责任。
也就是说，过去可能是“你想不想出去”的问题，现在逐渐变成了：“谁敢批准你出去？”
一名中国金融系统负责人表示，上述人员出境需要经过上级部门正职领导批准。例如，科长出境需要处长批准，处长需要局长批准，局长需要部长批准，依此类推。如果获批者最终留在海外不回来，签字批准者就要承担责任。
一句话概括就是：谁批准，谁担责。
据称，一些金融机构、公立医院等部门主管，每年只允许申请出境一次；前往港澳地区，也可能被限制逗留时间。
网络上还流传两张截图，其中一份《同意申办出入境证件的函》，要求登记备案国家工作人员取得单位同意；另一段银行人员聊天记录则称，总行规定一年出国最多两次，护照还必须在回国三天内上交分行。不过，这些截图和说法，目前还无法得到核实。
但如果把这些信息放在一起观察，一个明显趋势已经出现：对于体制内人员、关键行业人员以及年轻人的出境管理，正在变得更加严格。有X平台网友发布聊天截图称，两名已经购买机票、准备出境旅游的大学生，被中共边检人员以“不安全”为由拦下。
类似的爆料正在不断出现。有海外华人发帖写道，自己长期居住国外，国内公安却通过“大数据”锁定长期旅外人员，要求提供护照、签证、劳动合同、工作照片、生活照片，甚至要求视频通话和共享实时位置。还有人表示，自己已经取得澳大利亚国籍多年，派出所仍然要求提供工作证明。
甚至有长期在海外工作的网友爆料，回国以后被公安要求核查境外情况，得知她准备再次出国后，又被要求到指定派出所接受盘查。据这位描述，自己带去了护照、毕业证、工作offer和合同，但公安并没有查看这些材料，而是要求她解锁手机，把手机连接数据线，进行长达两个小时的信息采集，包括相册、微信、淘宝搜索关键词以及聊天记录等。
上述种种共同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中共对“人出去以后不回来”的担忧，似乎正在不断加剧。
所以，把袁腾飞被传成功移民美国这件事放回整个背景中看，就显得更加耐人寻味，一边是越来越严格的出境管控；另一边却是一些曾经在墙内舆论场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被传成功走出国门。
如果袁腾飞、梁洪达真的已经成功移民，那么最值得追问的或许不是他们“怎么逃出去”，而是：在“谁审批、谁负责”的环境下，究竟是谁批准他们出去的？如果他们曾经真的遭遇过边控，那么后来又是谁改变了决定？
再进一步，当一个社会开始越来越强调“谁批准谁负责”，当一个普通人的出境需要层层审批，当海外生活的人还可能被要求证明自己“合法生活、工作”，那么出境本身就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旅行问题，它背后折射的，是一个政权极度恐慌和深层焦虑。
而袁腾飞这样的公众人物，如果最终确认已经成功离开，无论外界如何评价，都可能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案例：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无论老幼、无论贫富，宁愿走向一个陌生的国家，也不愿意继续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