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留学生将艾滋病传染给上百名女大学生
中共当局为什么取消他们的健康检测？
黑人留学生将艾滋病传染给上百名女大学生😨
中共当局为什么取消他们的健康检测？ pic.twitter.com/oo6UGE9ygR— 真相傳媒 (@TruthMedia123) January 11, 2024
中国首位公开自己被黑人留学生传染艾滋病的女大学生自己还承认是真爱！
朱力亚，女，1983年出生，武汉某大学学生，2004年4月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毒并被劝退学，2005年，自愿公开身份呼吁人们关注和预防艾滋病。
最近，武汉某大学一个化名叫朱力亚的女生对媒体公开了自己感染艾滋病毒的事实，她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位公开自己感染艾滋病的女大学生，人们对她感染艾滋病的途径和感染之后的处境都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网络上展开了有关朱力亚感染艾滋病的道德讨论，而朱力亚本人也因为公开身份之后失去了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面对各种舆论压力，她拒绝了很多媒体的采访要求，7月1日，她愿意走进《面对面》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根据她本人的要求，我们对她的声音和画面都作了技术处理。
记者：非常感谢你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我们原先是想请你去北京，开始答应了，后来为什么又不愿意去了？ 朱力亚：首先是考虑到我身体的一个原因，其次我已经失去了一份工作了，
记者：我们也担心，如果节目播出以后，会给你生活造成不便？会有更多的人知道朱力亚的身份？ 朱力亚：这个结果我也是想到了，其实我答应做这个节目，我也想到了最坏的结果，肯定又再失去工作，自己的生活圈子在进一步的缩小，朋友圈子压缩到最少，可是现在已经到了非做不可的地步了。 记者：为什么呢？为什么又选择跟我们面对面？ 朱力亚：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的故事，联想到自己的过去，时刻把我自己的教训，当做一面镜子，照自己的行为，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记者：但是你今天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你提的要求是不让大家看清你。 朱力亚：我也想对所有人说很抱歉，不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不能让他们现在看到我，有佩服我的人，也有鄙视我的人，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这件事本身能够去了解一些社会现实的问题。
2002年，朱力亚在一所中专学校上二年级，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她被破格保送到武汉某大学英语专业学习，在保送的三名学生中，她是唯一一个中专没有毕业就被保送上大学的学生，因此，她成为同学们学习的榜样，也成为那所中专学校的骄傲。到了大学里，她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仍然名列前茅。
A：我喜欢不按常理做事，就是喜欢去冒险，别人都做不到的时候，我敢去做，大众都做的时候，才不愿意去做，就是比较有个性一点。比如说拿英语考级来说，别人当时都没有考，我就考四级，等大家都考四级的时候，不愿意考了，考六级。就是比较他们稍微提前一点，当时就准备托福，今年就准备考托福，然后有可能的话，出国读个硕士。
在校期间，朱力亚不仅学习上取得很好的成绩，她还用课余时间在外打工，为她并不富裕的家庭分担经济负担，自从上了大学，她就很少向家里要钱。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朱力亚认识了一个改变她命运的留学生。
记者：你们不在一个学校，怎么认识的？ 朱力亚：偶然吧，我们认识的场合也比较特殊，我比较喜欢听CD，买一些VCD碟子回去看，2002年我才上大学，我去买《泰坦尼克》，我刚碟子差不多挑好的时候，就进来一个外国人，然后他刚来中国，不会说汉语，当时我记得最清的，他就是会说六个字，你好、谢谢、再见，当时他买碟子，服务员正好不会讲英语，他也不会讲汉语，两个人为价钱争了半天，他又做动作，又表述不清，两个人很尴尬，我上去我说这个外国人到中国来，挺可怜的，不会讲，也体现一下中国人的那种素质，我就上去说“Can I help you？”，他就当时非常高兴，感觉我挺热情的那种，他就把他的苦给我讲了，说他买了碟子，最后我就帮了他，把那个碟子买完之后，我买好碟子，付了钱，我就出门走的那一刻，他就追出来，他说“Miss，May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我当时愣了一下，他要电话号码，当时也是被吓了一下，我知道他在旁边那所大学，最后一想给他也无妨，没有给他手机，直接给他我宿舍的电话。给他之后，我回去五分钟基本上就接到电话。 记者：为什么给他呢？ 朱力亚：可能当时女孩子就是比较单纯，就是说多认识一些朋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当时感觉说认识个外国朋友也挺好的，平时可以交流交流，了解一些西方的文化。或者顺便可以学学英语，当时目的很简单。 记者：可你刚刚说吃了一惊，他找你要电话？ 朱力亚：当时也就可以感觉他来中国又没有亲人，就感觉自己又不会讲汉语，没人沟通，需要帮忙我也是非常乐意帮他，就是先愣了一下，最后没有犹豫我就给他了。后来呢接下来就是电话，每天保证两次通话，晚上和中午。
记者：跟你平常的交往有什么特别的？我听起来很正常。 朱力亚： 2002年都很正常。我们认识两个月之后才见了一面，
这次见面，朱利亚对这位热情开朗的留学生留下很深的映像，他们彼此增加了交往的机会，不久，他们开始恋爱了。
朱力亚：自己已经是成年人了，谈恋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记者：那你们当时筹划有未来吗？ 朱力亚：其实我们之间的感情跟很多中国的男男女女没什么两样，一样的，大家一起也就是幻想未来，甚至说以后要几个小孩我们都决定了，感觉这一切就是时间的原因，当时他也研究生毕业，我也大学刚毕业，大家就决定到哪个城市去生活，怎么去工作。
记者：你在决定跟他发生这种亲密关系的时候，你没有担忧吗？ 朱力亚：因为当时都考虑成熟了，我也是一个比较有责任心，或者说做某件事情之前，我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人。当时感觉说，这么长时间了，彼此都非常了解，这件事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记者：你觉得他有什么异常吗？ 朱力亚： 2003年11月份的时候，我就感觉他肺部有异常了，当时我就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跟他接触之前，甚至到做他女朋友之前，我一直就感觉说他是留学生了，那国家的检测也比较严格，他应该健康没有问题。再退一万步讲的话，他是学医的，他又是医学院的，他自己的健康他难道还不清楚吗。 记者：恋爱中的学生会想到这些吗？ 朱力亚：我当时刚开始是没有，最后答应做他女朋友之前，我知道答应这件事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我考虑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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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力亚和外籍男友在热恋中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因为生病，朱力亚离开学校回老家休息了几个月，当她回到学校的时候，男朋友对她的态度让她感到异常陌生。
朱力亚：那天打电话他说他在医院，我还以为他实习，他说他病了，我说你怎么了，我去看一下你，他说不用过来，我出来再给你打电话。他那边听起来特别烦燥，我话没讲完，他把电话挂了。4月2号晚上，晚上7点多，他打电话他说他出来了，我那儿放了他的一些东西，他说你把我的那些东西拿过来吧，我就收拾了一下，把他的东西拿过去，那天晚上我们就见了面。
记者：他跟你说什么了吗？ 朱力亚：他因为习惯，每次我去找他的时候，他都在校门口等我，等着两个人一起，就是有时候去超市买些东西，或者买点饮料，或者租点碟子，就进去吃零食看碟子。那天我觉得非常不对劲，因为几周没见面了，他拿了东西他没有理我，他就往前走，我就觉得非常奇怪，我就问他，怎么这么久不见面，都不要求我进去坐一坐。他就非常惊奇，说，是你吗？我说对啊，进去了房间打开的时候，东西特别乱，衣服都扔地上，我就把衣服给叠了。之后他一说，朱力亚不管发生什么事了，我知道我是爱你的。我就特别奇怪，这又不是分别，你去北京，也是去办点事，就会回来，我说我这几天课比较忙，我不能去机场送你了，你自己去小心一点，他就一句话不说，都不理我，然后自己倒水自己喝，反差很大。之后走的时候，因为那天晚上我还要给别人上课在外面，待了半个小时，我得走了，第二天早上我有课，就没有去机场送他。 记者：他说他要去北京做什么？ 朱力亚：他说大使馆那边有点事，他去办一下，我说那你去几天，他说一个月，我就非常奇怪，我说你有什么事需要办一个月，当时他手机已经停机了，我说我现在联系不到你怎么办，他说我去北京，我会告诉你我的room number，最后我就没有再问。
2004年4月3日，男朋友离开了武汉，让朱力亚没有想到的是，男朋友离开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音信。就在男朋友走后的第二天下午，让朱力亚更感意外的是她接到了学校外语系负责人打来的电话。
。 记者：当时觉得为什么找你？ 朱力亚：当时以为是系里什么事，说有急事找我， 然后上去就非常奇怪了，上去领导没有理我，他叫我先坐一下，把身边的人都支开的，他说我们到隔壁去谈，当时就到他们会议室。感觉那种环境当时看起来很宽敞，但是实际上感觉特别压抑的气氛，因为我太敏感了，好多事情预料之中，我感到很奇怪，我说谈工作也没必要找这么大的会议室。他先让我坐下，当时这话他不好讲，兜得圈子很大，差不多都聊一个小时了，没有切入主题。他说你是不是有个外国男朋友啊，我觉得不妙，这肯定有问题了。后来这一句话一说出来，真的整个天就塌下来了，他说你知道吗他感染艾滋病已经到晚期了。我当时我就从来没有过的那种感觉，我就全身就开始发抖了，但是我还要镇定下来说，骗领导。他当时问我们到什么程度，有没有性的接触，我说没有。
记者：为什么要对领导撒谎，为什么说没有？ 朱力亚：因为我知道学校的规定，我还得考虑自己的前途问题，可能就是说这是人生的一种本能，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我当时就第一感觉就说，一切都结束了，这么多年的辛苦和努力没有结果，注定是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的，觉得自己这么多年都在做无用功，生活没有开始，还没有真正体会到生活的美好， 记者：但是你并没有被确诊？ 朱力亚：他已经到发病了，病毒含量那么高，当时我骗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实情，可是别人都很好骗，就是骗不了自己，自己最清楚了。
记者：当你去接受这个检测的时候，你有思想准备吗？ 朱力亚：因为这个检测就是确定一个早已经存在的事实，我当时不想去检测。 记者：但是你最后同意去接受检测了。
朱力亚：很多时候还是喜欢从绝望中寻找一丝希望，就感觉抱着侥幸的心理，自己不会这么不幸吧，感觉说自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伤害别人的事，不会把这件事降临在自己头上。
但是，事情并没有朱力亚想象的那样美好，经过检测，她已经感染上艾滋病毒。
朱力亚：感觉整个人生就彻底改变了，我继续再去学习再去做什么事的话，就没有意义了。我觉得人最可怕的不是没有其他东西，就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就是最可怕的事情。那天正好天气不好，暴风雨，感觉跟自己的心情很像，我回去把窗户拉开，觉得这样跳下去的话，真的一切都结束了，不用再这么去折磨自己的精神了，
记者：这样一种状态，可能很容易让人走极端？ 朱力亚：对，我实在承受不起了，脑子一片空白，真的不想去思想，我可以坐两天两夜盯着一个东西看半天，没有反映。当时他们经常到宿舍来找我，我就在外面贴一个纸说，“不在，请勿打扰。”门也不开。
记者：为什么这么做呢？ 朱力亚：因为我跟他们不一样，没有共同语言了，跟他们聊天特别累，
记者：是你自己虚拟的原因，还是他们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朱力亚：都有吧，人处于这种状态，善于捕捉别人的一些细节的东西，比如很多时候别人不是存心的，可是自己就感觉他是有意的那种感觉。 记者：比方说？ A：我一直不能接受学校领导那句话，他说其实国家现在对你们这一类人还是挺关照的，把我跟他划分成不是一个层次的人了，已经就是两类人的。
大隔断
日记:
我的生活是在2004年4月4日那天发生改变的，两年的交往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前提下分散了，当时觉得自己的天崩了，然而，我确实没想到它只是悲剧的开端。我的命运就此被按下了暂停键，外界的压力让我无法承受。
记者：你说外界的压力，但是外界并没有人知道你真实的情况？ 朱力亚：因为那天下午知道之后，我晚上就被隔离起来了，当时他们非常恐慌。就安排我说朱力亚你吃饭必须用一次性筷子、碗，垃圾你要放好，我们要专门的派人处理，之后我的一些行踪，他们都是比较监视的那种，而且我们老师一直给我灌输，他说你知道吗，感染这个病，别人会歧视你的，而且你又是这种途径感染的，社会更不会接受你了，身边一些人的举动让我初步感觉到社会大众对这个的恐慌。 记者：那现在艾滋病携带者、病毒携带者，它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客观的存在，有那么可怕吗？ 朱力亚：当时的恐慌都是外界给我的，我觉得这都是人自己在吓自己，归根到底，这跟别的病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是没有可以治疗的药物，才会让人感觉得上这个病，就是跟死期很近。 朱力亚：看不到希望，我一直感觉虽然有时候站在大都市里面，我感觉不到阳光，我感觉我的眼睛很多时候被蒙上了一层纱，我看不清楚东西，对生活真的完全失去的兴趣。
记者：日常生活并不会被感染。 朱力亚：我知道，可是我知道这种病他的精神比实质的更严重一些，大家会恐慌，会打乱他们的正常的生活规律的，。
日记：
在事实面前我在寻找一种逃避的方式，在清醒的时候想努力让自己变得糊涂，糊涂的时候又努力去寻找清醒，我希望这就是一场梦。
朱力亚：雨特别大，那窗户击的感觉真的是雷电好像是为我的情绪伴奏一样那种感觉，晚上我就把灯给关着，真是希望在做梦，这可能真的是虚惊一场，是恶梦，感觉说睡一觉醒来，希望一切都好，没事。可是那时候脑子比任何时候都清楚，不可能了，已经是事实了。那天晚上我就没有在宿舍住，也就是在那天开始我就没有再回过原来的宿舍。
记者：那是你自己离开学校吗？ 朱力亚：最后学校把我劝得让我休学了，我也就休学了。间接的已经拒绝了我其实当时我并不太想愿意再继续上学了，但是这个决定恰恰不是我做出的决定，如果学校当时说朱力亚你继续上学，我肯定的选择就是选择放弃，但是学校恰恰没有这么做。
记者：有什么区别吗？ 朱力亚：当然区别很大了，我肯定不是大学校园的第一个，我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难道一感染了艾滋病，就必须是拒绝受教育的权利。
记者：那你怎么跟同学解释呢？
朱力亚：所以当时扮演了很多种角色，自己已经找不回原来的自己，承担这么大的痛苦，还要对周围的人不能跟以前差别很大，因为大家会看出异常，每天活的都不是真实的自我，真是太累了。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的技术特别高明，跟每个人讲的话都不一样，但是我会对上号的，跟哪个人讲过什么我一般不会弄错的，包括我的身份，我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如果说两个人碰面的话，他知道我的情况都会不一样的。还要每天跟父母打电话，最难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天经过几个小时，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给父母打几分钟的电话，那些天过得真的太累了。
记者：那你怎么说呢？说什么呢？ 朱力亚：我的父母打电话就是说不要看书时间太晚，要注意身体，他也不怕我不学习，而是怕我学习时间太长、太累了。在父母心里，孩子永远是孩子，一般情况下都是报喜不报忧的那种，说今天是安全的，今天一切都好，他们才会去休息。
记者：为什么要瞒着他们？如果知道了，会怎么样？ 朱力亚：因为我觉得这个痛苦让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够了，知道了，我就觉得太残忍了，我现在不管是我的亲人或者朋友，我不忍心去刺激任何一个人，因为这个真的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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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如此热爱过自己的生命以及生活的这座城市，然而因为艾滋病正一点点吞噬自己的生命，明明知道自己一步步被病魔逼近，又无能为力。
朱力亚：所以现在在街上看到一些人，最刺激的就是说看到妈妈带着孩子，两个概念，一个是说小时候我非常幸福，在妈妈的呵护下长大。现在非常孤独，我非常痛苦的时候我不能告诉我妈妈我现在的一切。再一个含义就是看到有孩子的母亲非常幸福，就是看着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的感受，我真的觉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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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现自己感染艾滋病的那天起，朱力亚就再也没有回到课堂上学，在校方安排的招待所住了整整一个月后，她离开了学校，孤独绝望的状况之下，她决定到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去看望受感染的滋病患者，因为文楼村是中国感染艾滋病比较严重的地区，那里生活着很多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农民，朱力亚想去实地看一看别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是怎么生活的，她希望在那里找到生活的勇气。
朱力亚：因为当时是非常绝望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根本就活不下去了，最后就想着说，我要去看看他们，首先想从他们身上学到点东西，感觉想去，主要抱的目的就是说想看他们是怎么样与病魔抗争的，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生活状态确实太差了，更主要的就是我觉得他们才是比较值得去同情的人，需要帮助的人，我到那儿的时候，感觉非常有自信的感觉，我可以自己生存，而且在那儿的时候，我感觉我还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我在河南体会最深的就是说，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自己死，而是看着身边的人离开。当时看一个老太太特别可怜，75岁了，她的四个儿子都是卖血的，都感染了，三个都死了，就剩下一个小儿子，孙女也都感染了。所以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妈妈，我想到自己并不是最不幸的，自己死了就什么不知道了，可身边的人怎么办。可怜的是我的父母，或者是身边的一些朋友。
这次河南之行让朱力亚了解到了当地艾滋病毒感染者生活的状况，她看到那么多境况远不如自己的人仍然能够坚强的面对生活，朱利亚深受感动，三天的行程使朱力亚对生活又多了几分勇气，她的精神状态有了明显的改变，回到武汉之后，她打算找一份工作，让自己安静下来过平静的生活。
记者：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 朱力亚：要求真的挺低的，很多时候衣服也买得特别少，不管生命长短，让自己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一点就可以了。
记者：找了工作吗？ 朱力亚：找了，然钱不是很多，但是正常生活节约点还是够的。 ，其实我觉得这一年已经挺过来的，也在失去的同时，得到了很多。 记者：得到了什么呢？ 朱力亚：怎么样在最困难的绝境中寻找希望，或者学会去放弃一些东西，剪用单纯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觉得现在心态比较平和，工作没有了，再去做，没有人接受我，总有接受我的人。
朱力亚在工作了几个月后，一次意外的机会，她接触到了6名和自己有着相同病情的在校大学生。
记者：你了解他们现在的状况吗？ 朱力亚：他们不太愿意跟我交流，肯定是需要一段时间来平静自己。 记者：当你面对别的HIV携带者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态呢？ 朱力亚：我就喜欢主动跟他们讲讲话，大家把这个气氛稍微改变一点，但是这种HIV感染者比正常人更多的是戒备心，他不太愿意跟你多交流，很多人比较自闭的那种感觉。感染上艾滋病，他这个人的精神真正被控制了，真正的快乐做不到。记者：你们交流过吗？感染的途径有不同吗？ 朱力亚：出于尊重对方，他自己讲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听一下，如果他没讲的话，就不太方便去打听了，应该是大同小异。
记者：在你的眼里感染的途径不同，有区别吗？ 朱力亚：我觉得没有区别，但是健康人会歧视，而且病人跟病人中间，也会有一点那种感觉，我就见过感染者，他说我很无辜，我是输血感染的，难怪说健康人会歧视这个群体了，自己就感觉自己是输血感染的，比较无辜，比其他途径感染者比较趾高气扬一点，我说这是无知，不是无辜。虽然我说大家感染的途径不一样，但是病是一样的，被艾滋病毒终结者命运都是一样的。
记者：有人管他们吗？ 朱力亚：因为他们没有人知道，除了去找医生之外，因为他们都是献血的时候知道的，然后是他们本人知道，学校不知道，他们还都在读书，他们非常恐慌，他们给我留的联系方式都是假的。
这次意外的相见让朱力亚有了很深的触动，她第一次认识到大学生这个群体正在遭受艾滋病威胁的现实，再联想到她在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所见所闻，于是，她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公开自己感染艾滋病的经历，让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预防艾滋病。
日记：
我失败的爱情不是让大家感动或同情，我只希望自己是一面镜子，让迷途者警醒，不要再重复演我的历史。
记者：怎么避免，如果采取安全措施呢？ 朱力亚：有保护措施的话，结果会不一样的。
记者：你是通过性的途径感染，但是我感觉你有意无意，你在强调让我们相信你是正常人，你是无辜的，你是因为正常的恋爱。 朱力亚：可以这么说吧，其实我觉得恋爱没有错，
记者：从谈恋爱到同居关系，你觉得其他的同学他们会有吗？ 朱力亚：我当时住的那种公寓楼，那些人条件都不错的那种，那些人就是平常爱花钱，不爱学习的那种，有些男朋友在外地，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就到外边去开房。
记者：很普遍吗在学生当中，这种交往？
朱力亚：这种同居现象非常普遍，我当时上大一的时候，跟大四的三个人住一起，每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宿舍，我上大一的时候。见得多了，太普遍了。
记者：学校对这方面到底有没有规定？ 朱力亚：学校规定不能在外面住，但是规定归规定，操作起来的话，并不那么精确。学校太大了，学生做什么，老师不知道，有些学生家庭条件好一点的话，住宿费也交了，可是他不住那儿，床在那儿，床空着，人在外面住。 记者：那我记得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每天晚上都要查房，现在有吗？ 朱力亚：现在我们查房，就是查看你有没有用违章电器，突然袭击，但是不看你有几个人，大学生了，老师不可能每天都去找看人在不在。 记者：那从你现在感受来说，你觉得应该管呢，还是不应该管？ 朱力亚：事情发生了之后，觉得如果管严一点的话，会好一些。 记者：怎么严呢？能做到吗？ 朱力亚：我觉得操作起来确实有点困难，就是SARS的时候，“非典”的时候，每天封校，好多人翻墙也要翻出去，没有办法。 记者：那这么说，你这个结果是不可避免的？ 朱力亚：首先我觉得要自身提高警惕，我是希望大学生能够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懂得自我保护。
记者：在人们想象中间，大学生应该是知识面很广的，接受信息的渠道也应该是很多的。 朱力亚：我身边的一些人，这方面知识确实什么都不懂，我还可以讲个笑话，大一的时候我们一个同学特别天真，她问我朱力亚，我很好奇，小孩是从哪儿生出来的？说问我妈妈，我妈妈老是不告诉我，她让我自己去了解，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我当时以为她在开玩笑呢，她说我真不知道，我问几个人，他们都不告诉我。我就想，我说一个成年人了，怎么可能不知道小孩是从哪儿生出来的呢。
结合自己在学校生活的经历和对学生的了解，朱力亚不断的向身边的人讲解关于艾滋病的知识，除此之外，她还努力在做一些公益事情。
记者：对于未来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朱力亚：具体的想法就是到大学里面去演讲。
记者：我听说你一直试图在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去帮助别人？
朱力亚：对我想帮三类人，第一类就是健康的年轻人，我让他们了解艾滋病，懂得去自我保护，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消除对这一群人的歧视不能给这些感染者阳光的话，但是你至少不要把他面前的一点点太阳给遮住就可以了。第二类人就是艾滋孤儿，我觉得他们从那么小，心里就蒙上了一层阴影，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我说现在能找到一份固定工作的话，我会按期再去看他们，物质上我没有那么大能力，但是我可以从精神去帮助他们，当他们的知心姐姐，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健康快乐的长大。第三类就是艾滋病人，因为我觉得艾滋病人他们并不需要什么东西，他只是需要的是一种精神，如果有可能开热线的话，我要疏导他们，让他们能够正确去对待。
记者：会不会有完整的，就是没有任何遮挡的站出来的那一天？ 朱力亚：有，其实我现在如果排除心里那么一点点顾虑的话，我可以，但是我觉得时机成熟了我会，如果说现在能够牺牲我一个人，能够改变这个社会现状的话，我是非常愿意的，
记者：谢谢你，接受我们采访。
朱力亚：非常高兴认识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