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人大公布了五个新修法案的征求意见稿，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该法修订草案新增了一些条款，其中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反响尤其大，遭致普遍且强烈的质疑。
第二款：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
第三款：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
按照新增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有上述行为者，视情节轻重处5-15日拘留，并处一千至五千元罚款（大意如此，具体规定以原文为准）。
服饰这个东西，自古以来就非常敏感，皇权专制时代尤甚。满人入关后，汉人如果不及时蓄辫易装，是有可能要掉脑袋的。晚清某些时候，如果有海归的“假洋鬼子”胆敢穿西装招摇过市，搞不好也有可能性命不保。
1949年后，国人穿什么衣服更是个政治问题，旗人的袍子又不能穿了，西装更是腐朽的，必须抛弃。发展到文革，全国人民的服饰那简直是高度统一得登峰造极。文革后期乃至改开之初，稍微有点个性的穿着都会被视为“奇装异服”加以禁止，连裤脚尺寸小了一点，都躲不过“小将”们锋利的剪刀。
写到这儿，又想起了喜欢穿旗袍的张爱玲——恰好今天是她辞世28周年的日子（1995年9月8日逝于洛杉矶）。某种意义上说，她就是缘于“着装不正确”而远走美国，客死他乡的（不过祸兮福兮，要不是因为这个，谁知道她能不能熬过上海的五六十年代呢）。
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的张爱玲，30年间目睹了上海所发生的一切，她以为自己永远不会离开自己所喜欢的这座“东方巴黎”，却于1952年不得不逃离这座“魔都”。
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是，当年的张爱玲因为太爱上海了，所以谢绝了众人规劝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军，但没过多久就后悔了。1951年上海召集文艺界人士开会，张爱玲着旗袍盛装出席，引来周遭侧目。会后，在新上海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首长夏衍同志找她谈心，说“今后还是变一变装束吧，你穿中山装或列宁装也许会更好看”。
次年即1952年春，张爱玲告诉其弟，“连旗袍都不准穿了，暴风雨就要来了。”7月，32岁的张爱玲终于着一身旗袍过境罗湖口岸去到了香江；1955年秋，她又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远赴美国定居——可见这位张大小姐才是当之无愧的润界鼻祖啊。
有人感叹道，张爱玲的清醒和决然，彻底改变了她的后半生，保住了自己的身心自由和高贵人格，保住了她钟爱一生的旗袍，否则其命运未知…
这个话题，就点到为止吧。还是来聊一聊张爱玲最拿手的小说创作及其作品。
众所周知，张爱玲有一篇脍炙人口的小说叫“倾城之恋”，它是一篇探讨爱情、婚姻和人性在战乱中如何生存和挣扎的优秀作品——其中那个“城”，不是上海是香港；其中那场“恋”，则发生在1941年底的“香港保卫战”中。
那年的12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事件之一的香港保卫战，首先在新界爆发，尔后战火一直向南，掠过九龙，蔓延至港岛全境。
上海旧式家庭出身的小姐白流苏，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身无分文，在亲戚间备受冷嘲热讽，看尽世态炎凉。偶然认识了多金又潇洒的单身汉范柳原，便拿自己做赌注，远赴香港，去博取范柳原的爱情，想争取到一个合法的婚姻地位。
两个情场高手斗法的场地在浅水湾饭店。原本白流苏似已服输了，但就在范柳原即将离开香港之际，日军开始轰炸浅水湾，范柳原折回去保护白流苏。狂轰滥炸，生死交关，牵绊了范柳原，白流苏欣喜之中却不无悲哀……
《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和白流苏的爱情故事，可谓有九曲回肠之缠绕与复杂。他们自然不是当年那种颇为普遍的投身革命或曰救亡运动的英雄人物，但两人之间的情感经历却也富有张力，故事引人入胜，扣人心弦。
很多年前我在读这篇小说时，只是知道二战期间曾有一个著名战役叫“香港保卫战”，那是太平洋战争之初，日军进攻英属香港所发动的战役。
此战，被英国人称之为香港战役（Battle of Hong Kong），日本人则称香港之战（香港の戦い），而不少中国人似乎更愿意管它叫香港保卫战。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第二天，香港战事爆发。当天，日军跨过深圳河，占领九龙，直逼港岛……至12月25日时任港督杨慕琦宣布投降、12月26日全体驻港英军放下武器，英国人在那么个弹丸之地整整坚持了18天，所以那场战役又被称为十八日战事。
没法，当时的日军确实太强大，其兵力又是香港守军的两倍有余。而就在战役开始的前一天——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又刚刚才拿下了美国佬的珍珠港……
是的，1941年12月7日，日军成功偷袭了珍珠港，随后向英美等国宣战。次日，也就是香港保卫战打响的12月8日当天，美国正式参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年轻时读书，每每被中华民族的浩然之气打动，认为有那么坚决的抗战政府，有那么多勇于牺牲的将士，中国不会亡，总有一天会胜利。
后来看了一些东西后，又自以为，假如没有利令智昏的山本五十六偏偏要去惹厉害的美国人，偷袭珍珠港，美帝也不至于参战，最后彻底拿下大日本帝国，而让蒋介石得以还都……
但近年接触了一些人的传记和网络资料后，又发现日本人败而后生、中国至今未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其中却不乏一些历史之必然因素。
简而言之，盖因明治维新后走入现代国家行列的日本，资源的匮乏令其不得不希图联合东亚民族，驱逐白种鞑虏，以达成“东亚共荣”。要实现这一宏图，获取石油和控制东南亚就成了其除“联合”中国之外的两大不得不全力追求的目标。
但是，日本想要独霸印度支那半岛和南亚诸国，美国人肯定是不答应的。因此山本五十六强烈建议日本天皇和政府先下手为强，瞬间摧毁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打他个措手不及，然后在半年之内占领整个东南亚。
这可是一场真正的豪赌。山本五十六没料到美国的军工生产能力居然那么强，而美国又掌控着日本的石油供应生命线，就凭这两手——迅速恢复太平洋舰队并大量生产战机，以及全面切断日本的石油供应，最后彻底战胜了日本。
相对于“大日本帝国”的总体战略来说，发生于80年前的那场香港之战，可能算不上多大一件事。但是香港沦陷，却令英国政府彻底摒弃了先前的对日绥靖政策，竭尽全力在远东太平洋战场上协同中美等盟国进行反法西斯战争，有力地推动了战争的胜利进程。
所以说千万别小瞧了香港保卫战，以及它背后的大国博弈战。
而二战的结束，让日本人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确立之后，联合东亚与西方分庭抗礼，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
好像扯得有点远，继续说张爱玲吧。
提起张爱玲，人们顿时就会起一点复古的、小资的情绪，仿佛张爱玲是属于某个特定年代，描写特定人群的作家。但这真是个不小的误解。实际上，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无法被任何流派归类。
她既不是忧国忧民，以文学为武器改造国家的“革命作家”，如鲁迅、巴金、茅盾等等；也不是“救国”更要“救自己”的“正常作家”如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等等；更不是谁也不救，怎么畅销就怎么写的“鸳鸯蝴蝶派”……
像黄子平教授所说，张爱玲是一个“主流文学史无法安放的作家”。
自称对张爱玲“有偏见”的杨绛，说张爱玲爱出风头，以奇装异服吸引人，相貌又很难看，但仍然不得不承认她“文笔不错”。（连杨绛先生都拿张爱玲的着装说事，所以今天这篇以此为由头，应该是可以的吧）
有一段时间，张爱玲在中国变成了一个小资消费品，随便什么人都知道张爱玲，而不一定知道沈从文，甚至都不关心鲁迅。他们知道张爱玲的格言，比如“出名要趁早”，但这恰恰是典型的只知张爱玲的华美，不知她的深刻。
张爱玲正是在人性的层次上，和通俗作家拉开了极大的差距。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从不偏袒书中的女性角色，而是极为真实地还原了她们的算计和现实的一面。在张爱玲眼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最终都要回归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