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旅居澳洲的中国法学家袁红冰对《看中国》披露,外界认为习近平重用空军出身将领是误判。因为就在两个月前,仍参加四中全会的空军司令与政委两名上将已遭整肃,空军连续三任司令员全部出事。他援引内部消息说,核心原因是空军战略轰炸机项目多年延宕,而延宕并非技术规划调整,而是“领帅机关高级军官与航天系统文职军官沆瀣一气,大规模贪污项目资金”,导致战略轰炸机始终无法装备部队。
袁红冰指出,习近平真正要重用的军官分两类:第一类是苗华、何卫东时期被边缘化的将领,此次晋升的两名上将正属于此类;第二类是来自军纪委与军法系统的军官,而这两个系统均为执行军中大清洗的酷吏张升民的班底。习近平意在用“边缘化将领+纪律系统干部”重组军权,使军队进一步向政治安全倾斜。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分析,空军战略轰炸机多年延宕,共军在航空发动机、航电芯片、隐身材料与体系化作战软件上的短板,本来就极其严重;许多关键领域仍靠窃密、逆向工程勉强维持。战略平台越先进,越会暴露越多根本性不足。
但真正让该项目陷入“长期瘫痪”的,应该是技术短板与系统性贪腐的叠加。项目预算庞大、周期漫长,本应投入技术攻关,却被各级权力链条层层切割。文件造假、验收造假、预算蒸发……本来难以攻克的技术壁垒,在贪腐洪流中更变成不可翻越的深渊。
结果是:
发动机推力不足靠俄制旧型号撑场;
航电系统因芯片受限无法升级;
隐身外形勉强做得出,但材料涂层始终不过关;
体系化软件无法闭环,数据全部滞后;
研发团队陷入“上面要结果、下面没条件”的结构性悖论。
这是典型的:技术让共军摔跤,贪腐让它爬不起来。
若无透明监督与制度制衡,任何战略项目都会从“国之重器”变成“利益奶牛”,越重要越无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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