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习近平会晤”虽然已经落幕,但这次全球的焦点并未集中于谈判的最终结果,而是被镜头之外一系列耐人寻味的细节所吸引。
今天,我们将从韩国釜山的那张长桌开始,深入解析“预先安排的入场”以及在北京悄然发生的权力交接。
笑死我了
小学生回避目光当众读稿🤣🤣
看一句说一句生怕念错咱就说,习主席何必亲自来呢
直接把稿子发给川普不就完了🤣
难道是是为了表现亲自指挥(亲自读稿)?🤣🤣🤣
pic.twitter.com/Aqi9LYaia2— 小蛋糕(日本勇者村) (@leocherry8) October 30, 2025
紧张的会面:一位沉默的主角
10月30日,在韩国釜山金海空军基地,两位备受全球瞩目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时隔六年的再度会面。这场原定持续四个小时的“习特会”,实际却只进行了区区一个多小时。
从现场视频画面来看,气氛紧张得仿佛能用刀切开。两人之间隔着一段明显的长距离,习近平坐在特朗普对面,神情严肃,低着头缓慢地念着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几乎全程没有眼神交流。每当翻译员停顿时,他依然专注自己的文本。
相比之下,特朗普则显得更为放松,始终保持着直接的眼神接触和沉着冷静的举止。这种鲜明的对比,凸显了他们在“存在感”和“主动性”方面的差异。
会后的场景也引人遐想:当习近平离开会场登车时,数十名保镖突然小跑着紧密护送,直到车门关闭才停止。这一幕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被描述为极致的安保措施,反映了领导人所受到的高度保护,但更像是一种高度戒备状态,而非传统的外交姿态。
荒谬的笔误:“几乎到达终点”的政治隐喻

就在会晤的同一天,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犯了一个引发轩然大波的荒谬错误——将“习近平”误写为“习近乎”。这个仅仅一个词的拼写错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疯传,引发了大量的政治解读。有人笑称这只是一个笔误,但更多人认为这完美地概括了当前的政治现实:他仍然站在舞台中央,但他已经“几乎到达终点”,似乎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
事实上,官方媒体的失误并非首次。此前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2013年,《海西晨报》将“习近平”写成“习近平习近平”,导致两名编辑被停职;2011年,《南宁晚报》也曾犯错并被召回。然而,这次“习金虎”事件,在政治层面上引发了更深层次的讨论——许多人认为这次釜山会晤,与其说是外交突破,不如说是一种被动的回应。
谈判结果:一次不对等的让步
在釜山会晤结束后,特朗普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宣布了会晤结果,列出了中方的一系列经济让步:
- 大规模购买美国农产品: 特朗普特别提到,中国将开始大量购买美国大豆、高粱和其他农产品,并喊话美国农民“应该立即购买更多土地,购置更大的拖拉机”。
- 战略材料出口: 中国同意在未来一年继续开放自由出口稀土矿物和磁铁矿等战略材料。
- 缉毒合作: 中国承诺与美国合作,防止芬太尼流入美国,协助解决美国的毒品危机。
- 能源购买: 中国同意启动从美国购买能源的进程,可能涉及阿拉斯加的大规模石油和天然气交易。
作为交换,美国同意将对华关税降低10%。
资深记者矢板昭夫分析指出,双方都有收获,但美国的收获明显更大。他认为,美国的关税是暂时的,随时可以根据特朗普的意愿提高或降低;而中方却付出了真金白银购买大豆、石油,甚至帮助美国解决芬太尼这一社会问题。稀土出口的延迟,也为美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供应链。
更微妙的是,这次会晤完全没有提及台湾问题。矢板昭夫认为,“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因为早前报道显示中共曾希望从特朗普那里获得“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某种声明,但特朗普没有同意,甚至在会谈前对媒体说:“台湾就是台湾”,认为该问题不需要与中共讨论。特朗普的沉默,恰恰表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没有改变。
北京的剧本:李成刚的“被解职又重现”
习近平为何在釜山保持沉默?为什么整个会议结束得如此仓促?答案不在釜山,而在于北京。资深媒体人郭军认为,这次会面并非习近平的意愿,而是一场被迫的表演。
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北京的外交和经济决策权已经悄然发生了转移。官方报告一反常态地重申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通过对话促进稳定”,取代了过去“敢于斗争”的强硬口号。这种语气和方向的转变,表明主导外交的不再是习近平本人,而是由党内“保党派”组成的临时权力核心,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止血”——稳定经济、吸引外资和社会。
在这次“习特会”中,名义上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代表中国主导谈判路线,但推动贸易和经济文本讨论的真正力量是前驻世贸组织(WTO)代表李成刚。
李成刚被观察家视为强调“加入世贸组织”和“对外开放”的“改革派技术官僚”。
就在会晤前几周,新华社突然发布了一份不同寻常的“李成刚被免职”的公告。然而几天后,李成刚却以“首席谈判代表”的身份,出现在马来西亚的会谈中,站在何立峰和美国代表之间。
北京政界普遍认为,这种“没有真正解雇的解雇”消息,正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产物。在四中全会前夕,党内出现了两条关于“是否对美强硬”的路线:
- 习近平/何立峰派系: 主张继续利用稀土和军事压力作为谈判筹码。
- 李成刚/技术官僚派系: 主张回归邓小平式的务实主义,通过暂时的让步稳定外商投资和出口。
“李成刚被解雇又重新出现”的戏剧性事件,恰恰反映了这种双轨制衡的状态,表明谈判的领导权已不再完全掌握在习近平手中。
权力转移:从稀土到外交口径的降级

权力转移最具体的体现发生在稀土问题上。10月9日,商务部宣布启动“全球稀土长臂管辖”,这是习近平派系的强硬策略。然而,仅仅三天后,在北京受到美国警告和市场抛售的双重压力下,北京宣布“推迟实施新的稀土出口规定”。
熟悉内情的官员透露,这一决定并非习近平做出,而是由新成立的“中央经济贸易协调小组”紧急干预的结果。这个由金融体系资深人士和改革派人士领导的团体,其决策层级高于商务部,表明习近平在重大经济贸易问题上的决策权已被部分剥夺。
经济和贸易决策权的转移,也导致了外交领导权的丧失。随后,中共外交口径明显降级。例如,李强在访美期间,首次在官方语言中使用“中美关系就像夫妻吵架”的比喻,强调“合作”和“互利”。这与过去“敢于斗争”的强硬措辞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印证了外交体系开始强调“稳定”。
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尽管习近平名义上仍然是国家主席、总书记,但他已经不能独立做出决定了。在釜山会晤中,他只是被迫出现在镜头前签署文件的执行者。
这解释了他在釜山会议上异常无精打采的表情,以及他对台湾问题的回避——不是出于战略克制,而是因为在内部权力斗争中,他已缺乏真正的权力。虽然他仍然掌权,但他的“笔和枪已被没收”。
这一切都表明,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进入“后习近平时代”,真正的决策者已然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