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被杀害！习近平国庆讲话已经明确表示自己四中全会想下台

每逢国庆，天安门广场的阅兵、礼赞与誓词几乎成了历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秀场”。过去十年里，习近平每到这种重要节点的讲话，总少不了强调“实现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等字眼。这些话一说就是十年，是他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支柱，甚至曾被当作修改宪法与谋求连任的口实。

但到了2025年的国庆，令人震惊的一点在于：那些连说了十年的“统一”话语，居然淡出了习近平的国庆稿。曾经反复出现、被反复斟酌的字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两岸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分割的一环”——在今年的文稿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平淡、偏防御性的措辞：强调“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外部势力干涉”“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就是说，口号变了，但力度与指向发生了明显的弱化。

这并非一句话的修辞差别可以轻易解释的事。习近平的国庆讲话每个字每句话在起草与定稿时，都是经过反复斟酌与政治考量的；这些字眼的去留，自有它的信号含义。有人在国务院参事室待过多年，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不只是“暗示”，而是“明示”——习在国庆稿中已明确卸下某种责任，不再把“实现两岸统一”作为自己执政的核心历史使命来宣示与担当。

回看过往脉络：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国庆讲话中确实会谈台湾问题，但更多是“反对台独”“坚持和平发展”的论调，而没有把“统一”上升为个人历史使命。习近平上台之初，国庆与两岸论述仍沿用这一基调，强调两岸同胞是“一家人”，呼吁增进交流。直到2014—2015年形势突变：在见到连战、马英九等人时，习近平首次把“国家统一”“民族大业”挂在更高的政治旗帜下，开始把实现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连结在一起。

正是这种叠加话语，成为其后来政治操作的核心：把“统一”作为修改宪法、争取连任、凝聚党内支持、对外强硬的合法化理由。2017年的十九大以及其后“一系列政治纲领化的表述”，都以“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为目标，宣称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因此，习近平在位时，便以“完成统一”作为自己政治权利的核心论证：这是对内凝聚支持的旗帜，也是对外展示决心的符码。

然而，到了2024—2025年，原本支撑起他连任逻辑的“统一大业”出现了明显动摇。笔者罗列几点可以清晰看到的转变与背景逻辑：

一、国庆稿文字的改变不是偶然，而是政治信号的转向。将“实现祖国统一”的强表述替换为“深化交流、反对台独与外部势力干涉”，在语气上从主动进攻转为防御——从“我们要去做”变为“我们要防止别人做”。这暗示：推动两岸统一的主动条件正在衰弱，原先作为连任正当性的“伟大历史使命”正在被弱化或退下舞台。

二、客观现实在变化。过去几年美国、欧盟等外部势力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与互动愈发公开活跃，台湾在国际空间的争取也在寻求新的突破。联合国2758号决议长期被视为中共在国际法理上与台湾议题的“红线”，但近年来对该决议的公开讨论与重新诠释已在国际上出现声音，这意味着所谓法理基础也面临被边缘化或重审的风险。如果国际社会对2758号的解读发生新的变化，台湾被进一步国际承认的可能性增大，“武力统一”或“法理统一”的路径都将变得复杂而不可预测。

三、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的现实条件都在恶化。和平统一的空间因为台湾内部政治与两岸关系现实产生持续阻力；武力统一的代价与风险则因国际干预、军事对抗与国内外反噬而变得越来越高昂。一个政治领导人若把毕生使命寄托于此，如今却面对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其继续以“统一”为连任旗帜的底气自然弱化。

四、国内经济与政治“烂摊子”使得谁接班都难以承担。文章中多次强调：中国当下存在结构性经济问题、债务危机、社会治理矛盾累积等问题，这些不是短期内能被彻底修复的。当一个政权面临大量历史性难题时，接任者往往是“背锅侠”。中共体制内高层普遍清楚，如果立刻发生一次权力交接，新任者将承担巨大的政治与法务风险——这使得真正愿意接手的人寥寥无几。

在这种情形下，习近平“想下台”的说法便不再只是情绪化的臆断，而是有其深刻的制度与现实依据。国庆稿的措辞转变，恰恰成了一个明显的标志：他不再将两岸统一作为自己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来公开宣布。换句话说，他在政治上已经在至少“口头上”作出了卸责的姿态。

但“想下台”与“能下台”是两件事。文章也多次指出：即便习近平有退位、避祸的意愿，能否真的实现主动、平稳的权力交接，却并非他一人能够决定。

原因有三：

其一，制度与现实条件不成熟。历次中共领导层更替，往往伴随着外部有利条件与内部权力重组的契机。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与中美建交等外部利好背景，为权力平稳交接提供过缓冲。但现在的中国，既没有类似的有利外部环境，也面临经济、外交和社会治理的多重压力，难以保证交接后的稳定性。

其二，接班人问题极其棘手。当前党内高层、关键部门及地方领导，很多都是习近平时代提拔上来的干部，这种人事结构意味着谁接任都可能难以扭转现有体制积弊。上位者需要具备权威与协调能力，但一旦接手便要面对沉重的“烂摊子”和可能的政治清算，谁愿意冒这个风险？因此，“没人愿意上”在现实中并非夸张，而是已有的普遍判断。

其三，权力清算与利益纠葛。若习近平离位，围绕他的利益网络与个人资产，都会面临清查与问责的风险。这种“株连”、“清算”风险，会让既得利益者在权力变动时选择谨慎甚至退缩，从而形成一种“没人愿意拿这份烂摊子”的局面。

基于以上逻辑，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几种可能的后续走向，并对每一种结果进行了风险评估与情景描述：

一、继续由习近平执政：如果他因政治格局或自身选择继续掌权，那么他必然要面对更大的政治与经济困局，且继续以既有的人事路径维持体制，但这并不会从根本上解决内外问题，反而可能加剧社会不满与政局不稳。

二、临时看守体制或“华国锋式”过渡：类似历史上曾出现的临时领导安排，但这种方案在当前极为缺乏外部有利条件的环境下，很可能失败；看守政府的决策效率低、权威难以确立，短期内会加剧治理乱象。

三、集体领导托管：由党内多位领导共同承担权力，但这种“每人分担、责任分散”的体制在突发事件面前效率极低，且容易造成互不信任与政策摇摆。

四、军方介入或军人政权可能（低概率）：若文官体系无法维持秩序，极端情形下军方或许出面“托管”；但在当代中国大国体量下，军方直接执政的复杂性与代价都极高，操作难度巨大且后果不可控。

五、极端且理想化的结果：体制瓦解与革命式改变——这是作者个人的期望式结论。文章作者明确表示，若中共无法自我修复，最终可能导致长期的动荡与变革，进而出现新的政治与社会秩序（诸如联邦化、地区自治或多国分治等皆不排除）。不过，这一结局既漫长又充满不确定性，过程可能伴随剧烈的代价。

文章同时提出了若干现实层面的观察与细节佐证，例如：内部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公开辩论，表明中共对和平统一法理基础的信心正在被动摇；实际军事与外交行动（如过去的军演、针对外部势力的强硬话语）虽仍存在，但已难以掩盖政治意愿与能力层面的相对衰弱；党内高层对“谁来背锅”的普遍厌恶，使得任何权力交接都变得异常复杂。

最后，作者以一种近乎悲愤的口吻总结：习近平事实上“想下台”已经是一个明显的政治事实——至少在话语上他已不再把两岸统一挂为首要历史使命；但是否能真的体面下台、能否有序接替，则被经济烂摊子、接班人稀缺、制度不成熟以及利益网络纠葛等因素所阻。结果可能是他下不来；也可能是以意外、疾病或突发事件的方式被迫离开；更有可能的是，短期内出现一种权力真空或低效率托管，给中国与世界带来深刻的长期影响。

无论你对上述判断持何种态度，有一点毋庸置疑：国庆讲话中的字眼改变，不再只是文字游戏，而是一种政治天平的倾斜。那种曾被用来合法化个人长期执政的“历史使命”话语，正在被逐步收回或弱化。这一细微但实质的变动，或许就是预示未来中国政治剧变的前奏。对关心中国未来的人来说，接下来的两年，将是观察这一切能否迎来平稳过渡，抑或走向更深层动荡的关键时间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