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中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中共建政后，许多出生入死冒险斗争并做出巨大贡献的地下党却沦为打击对象。2012年4月13日，前新华社总编室副总编辑、中东总分社社长穆广仁在共识网撰文《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披露，他们的悲惨命运早已由毛泽东在南京解放后不久批示的新16字方针决定。这个新16字方针就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穆广仁认为，毛泽东这个批示说明，在他建设““新中国””的大战略中，地下党与其他从事地下斗争的知识分子，最终是要被“淘汰”干净的。文革是“淘汰”这些人总策划中的最后一章。
2004年秋天，收到友人寄给我的一封信，此信提到一段非常重要的史料：
“老H多少年前来京，对我说：1949年南京解放后，南京市委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方针。中央回电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位同志把这16字去问李慎之，李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沙尚之(南京原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的女儿)和我通信，我告诉她这十六个字，她打电话问老H，老H对她说，是昆明的M告诉他的。”
反复查证，确有其事
我和许多老友们并不怀疑这十六字方针的真实性，因为解放后多年的事实已经明白无误地对它作了验证。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更确切的来源，最好能查到原件。
我写了一封信给现在昆明的M，问他这十六个字的来源。M已经是80多岁、体弱多病的老人了，他说他已经不能执笔作复，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一些问题。电话里传过来他的微弱而有点破碎的声音，但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还是说清楚了。他说：大约20多年前,也就是他从下放到云南边远农村回到昆明之后，也就是平反了他的“右派”错误结论之后，见到曾在中共西南局的一位老同志，这位老同志告诉他这十六字方针，并且对M说，他曾看到过有这十六字方针的文件。听M说有人看到过文件，我着实兴奋了一下，连忙问他这人姓甚名谁，现在哪里。M说，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事情似乎就到此为止，颇感遗憾。
但是，我相信还会有别的来源和旁证。
有幸，承老友S君告知，复旦大学的一位老战友，解放后的50年代在某安全部门工作时，那里的人就曾告诉他，有这样一个十六字方针。
我并不满足这些口头转告，而希望得到更确切地证实。后来，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工作的同志告诉我，上个世纪90年代，江苏省安全厅的一位负责人C君在查阅全国性大案的档案的时候，发现确有这么一份电报，那是在南京解放后不久，中央某领导人向毛泽东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置方针的时候，毛泽东批示了这十六个字。这个批示当时只发给了几个大区的负责人。
我曾就此事向新闻界老前辈李普同志请教。他说，从这十六个字的文风、气势看，与毛泽东一贯的文笔是一致的。从他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偏见，从解放后他发动的历次矛头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的实践来看，这也只能是他的手笔。他是有远谋大略的，是从全局的大政策考虑的。别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略发出这样的指示。
我请李普同志问过一些健在的老一代革命家，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某种实证。杜老润生对他说，解放初期，他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的时候，曾经看到过这个关于对待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的文件。2006年2月，李普再请杜老谈谈有关这个文件的具体情况。杜老说，这个文件确实是他自己看到的，一点不假。但是对于文件上的十六字批示以外的细节，93岁的杜老已经记不起来了。
至此，我的寻根问底算是到了头。能不能再进一步从中央档案馆找到这份文件的原件，或者其他可以引证的文字材料呢?由于文件本身的敏感性，在当前我国的保密制度下，还不能作这样的奢望。本文只能暂时“立此存照”，留待日后的史学工作者在有条件的时候加以查证。
从南京地下党说起
实践是最雄辩的历史见证。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就在解放不久的南京对地下党进行整党。整党的根据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入党的，“动机不一，成分复杂”。邓小平1949年9月17日在南京市党的支部书记和排级以上党员大会上做题为《忠诚与老实》的报告，就是这样讲的。邓说，华东局指示必须对南京地下党进行整顿，而南京市委组织部门不同意，不认真执行，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他一再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党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军队干部不服气的情绪。
看来，对于所谓南京地下党“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的情况，是由南京解放之初重新组建的市委的领导人报告了华东局的，也转呈了党中央、毛主席，并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方针。其他新解放地区也会有类似的报告和请示。毛泽东批示的这十六字方针，应该就是对于这类请示的回应。南京解放后，市委组织部的一位老同志就曾对原地下党学委负责人说，党组织在一次会上传达了中央精神，点明全国有四个地区地下党组织严重不纯：南京，福建，广西，云南。实际上，未被点名的地区的地下党也逃不出劫数。
南京从1949年9月开始进行解放后的第一次整党。其他新解放地区也先后进行了整党。整党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地下党的。
无论当时南京地下党的某些党员是否有什么严重问题，但对作为在国民党心脏地区进行长期斗争的一级组织，应该做出怎样的总的评价呢?对于那些在解放前夕最黑暗最危险的时候坚持斗争，不怕杀头、坐牢的革命者(包括那些入党不久的新党员)又该怎样评价呢?
先从南京地下党领导层说起。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是一位早在1927年参加党的老资格的女革命家。南京解放后，解放军二野、三野的部队和南京地下党会师，成立了以刘伯承、宋任穷(之后是粟裕、唐亮)为首的南京市委。陈修良在市委中被安排了个组织部长的位置。她在上述整党问题和对待解放军和地下党的关系上吃了批评，被调离南京到上海、杭州工作，“降级使用”。到了“反右派”运动中，她和她的丈夫沙文汉(当时任浙江省省长)都被划为“极右”，时为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再看看青年团南京市委的情况。从1949年夏开始建团起，一直都是由地下党员担任领导骨干的。整党一来，团市委的书记、副书记均被撤换、调离，书记改由三野的一位团政委担任，组织部长也换成部队调来的团级干部。此后还曾从南京军区政治部青年部调来一位长于唱歌跳舞的女干部担任团市委副书记。整党完成后，那位团政委调往上海高就。到1956年我离开南京时，团市委书记还是由一位从苏北地方部队来的一位原营级干部担任的。当然，这些从部队来的干部也都是很好的党员。但是，难道地下党员就都是不堪担当重任的好党员了吗?
据南京一位从事党史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告诉我，南京这次整党从1949年9月到1950年，并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而在2000多名地下党员当中，却有300多名受到开除党籍、取消候补党员资格、退党、“停止党籍待审”等等各式各样的处分。
整党之后，又经过不止一次的政治运动，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了。原任团市委副书记、团市委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人，以及被“降级安排”到其他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是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的)，几乎被一网打尽;少数“漏网”未戴右派帽子者，也落得个或明或暗的“控制使用”。
全国各地大体都是这样
只是南京团市委是这样的么?不，南京其他机关大体如此。只是南京一地么?不，全国各大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的命运，也大体如此。说“大体如此”，是因为各地情况总有某些差别。但也就是某些差别而已。原中共长沙市委秘书长刘晴波(地下党员、原中大学生运动领导骨干)，因对肃反工作提了点意见，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在北京，原昆明西南联大地下党骨干，如袁永熙、李凌等，一大批优秀的地下党员被划为“右派”。
福建是地下党的一个知名的重灾区。据《百年潮》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记述，项南1981年到福建的时候，发现大批解放前在复杂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的出生入死的闽浙赣、闽西南地下党同志，解放后蒙受冤屈长期没有得到平反，甚至到了1978年还把一批原闽中地下党负责人当作叛徒、特务、内奸开除党籍，逮捕入狱。三大冤案涉及一千多名地下党员，大多是地下党在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其他院校吸收的革命知识分子。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留在云南的地下党领导人郑伯克和各地地下党组织建立和领导的反蒋武装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在三年多时间里，在城市民主运动推动下，以大批大中学生为骨干，发展成为主力队伍5万多人、县区民兵10万余人的武装力量。他们的战斗活动遍及滇桂黔三省的147个县境，在当时大约两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来12块游击根据地，解放了91个县城。在云南境内的是60个完整的县份。建国后，在“整党”、“反地方主义”、“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云南的地下党员和“边纵”人员，大都成为重点审查、斗争对象，被强加了许多污蔑不实之词，受到种种迫害，并且株连家属子女。只是在一个“反党集团”冤案中，定为“反党集团骨干”的省管干部就有158人，其中有地下党干部122人。此外还有大量从各地各级组织中“深挖”出来的“反党集团”的“钉子”“爪牙”……很多人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被限制使用，开除公职，甚至长期关押，有的被迫害致死。
随解放军南下的知识分子干部也不能幸免。这里有个佐证。1998年2月19日《云南日报》以省委名义发表了一篇纪念西南服务团(以南京等地地下党员、新青社员和民主运动积极分子为骨干的为解放大西南工作的一支队伍)进军云南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某人回忆邓小平1949年在南京的一次讲话，其中说参加西南服务团的青年学生思想动机不纯，说对他们可以分为六种类型：革命团，吃饭团，恋爱团，回乡团，游山玩水团，升官发财团。此文引起了原西南服务团的老同志的强烈不满和抗议。而据有关部门材料，在云南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中，西南服务团的成员表现得非常英勇，在战斗中牺牲的有90多人。而在后来的“反右派”运动中，他们不少人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穷乡僻壤从事苦役，有些人就无声无息地死在远方。
四川也是地下党的一个重灾区。据四川老党员张文澄生前在一次报告中说，全四川解放的时候有地下党员约12000名，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批大批受到错误处理，到80年代初，剩下不过2000人。
对广东(包括海南)地下党的整肃也是以“反对地方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到了“文革”期间，广东地下党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
其他地方的地下党的命运也大体如此。广西在抗战期间建立的接受党的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学生军”的冤案，陕西西北大学地下党的冤案，都是到80年代才昭雪的。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举不胜举。从镇反、肃反扩大化，从潘汉年案、胡风案等顶级大案到横扫全国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更不必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地下党员已经被“消化”、“淘汰”得干干净净了。“文革”期间，一位军区司令员竟公然说：“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江青曾说：四川地下党都是叛徒。
对于地下党的歧视和迫害，并不始于全国解放之后。早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把国民党统治区若干个省的地下党说成是国民党特务制造的“红旗党”。冒着千难万险从国民党统治区到了延安的许多地下党员就曾被诬为“红旗党”分子。以四川地下党为例，当时省工委主要负责人邹风平就被打成“红旗党”特务，整得死去活来，最后留下一首绝命诗：“冤死慈亲手，泪眼望飞雪;委屈并无怨，忍痛护高节。”愤而自尽。原成都地下党市委书记韩天石也曾被打成“红旗党”特务(解放后又曾被列入“高饶反党集团”)。原成都地下党员胡绩伟当时在延安也险些“入围”，由于西北局组织部长李卓然作保，才成为“漏网之鱼”。
针对的主要是知识分子
对于“文革”期间原地下党员普遍遭到诬陷和残酷迫害，人们有一种解释，说目标是对着周恩来总理的。这话有道理，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包括以后的南京局、上海局)领导着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斗争。把地下党统统抹黑了，总账就要算到周恩来头上。现在看来，事情还不仅如此，还有更远的源头，更深刻的背景。把“文革”中迫害地下党员和知识分子的现象，用全国解放之初就提出的对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来审视，人们就会大彻大悟，甚至大吃一惊。原来在毛泽东的建设“““““新中国”””””的大战略中，原地下党员和其他从事地下斗争的革命知识分子，最终是要被“淘汰”干净的。“文革”可说是毛泽东“淘汰”这些人的总策划中的最后一章。
在同友人们交换意见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针对地下党的方针，实质上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因为知识分子是地下党的主要构成。(也许，只有像上海那样的少数大城市里，地下党队伍里才有一些产业工人，而工人入党的初始媒介也大多是知识分子。)
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在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大量积极分子参加了地下党，并且辐射到蒋管区的各个阶层，包括打入国民党的机要情报机关中的革命者;再就是一大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他们或者是早期就参加了共产党、长期从事新文化新思潮传播的老党员，或者是从革命的同情者到走进党的队伍，成为文化战线、统一战线中的战士。一般说来，他们的出身成份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而这正成为被整肃的一个重要理由。
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毛泽东主要依靠农民武装，但也还需要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地下党“配合”。政权到手后，在接管大城市的时候也还用得着他们，因为他们熟悉城市情况。此后为确保“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再需要他们了。即使有时候还得用一下，也只是用他们的知识，而不让他们参与重要的政治任务。(极少数被认为“改造好了的”除外。)在依靠农民武装起家、又用列宁和斯大林的某些理论装备起来的他看来，知识分子是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的“毛”，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他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宣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是此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对他来讲，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喜爱发表独立的见解，是最有能量对个人权威、专制独裁提出挑战的危险分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提出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地下党员本应有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他们绝大多数已经年过花甲，胡耀邦抢时间也只能任用其中岁数还不过大的很少数人，让他们担任了比较重要的领导职务。这只是昙花一现，因为他们已临近离休年龄了。
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解放后被压制、被整肃的现象，我曾和解放前曾任上海地下党学委领导人的吴学谦讨论过。80年代时任外交部长的吴学谦访问埃及，在他下榻的饭店里，我单独同他作了一次与访问无关的谈话。我们都对上个世纪40年代参加革命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党员的命运感叹不已。他们在抗日救亡和反独裁的民主运动中锻炼成长起来，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为建设“““““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干部。“““““新中国”””””的建设宏图正是他们施展才智的预定舞台。但是解放后，他们却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祭品。比较而言，一二九运动中那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到延安的比较多，虽也遭受了“整风、抢救”的磨难，但毕竟还有屈指可数的被认为“改造好了”的党员得以在较为重要的岗位上尽其所能。此后的一代知识分子就再没有过他们的春天。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地下党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时代的全部，又是革命力量发展直到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了，地下党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不少原地下党员和某些地方地下党组织被歪曲、被伪造的历史，在内部已经改正。党内外知识分子的命运已经大有改善。但是，至今，已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史册并没有完整地如实地公正地记述地下党的历史。但愿有一天能有这样一部党史问世，能够引人思考，能够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史料，使人们能够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真实地，而不是歪曲地，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和他们的命运，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2004年11月初稿，2007年5月改定
自前中共间谍王立强叛逃澳洲之后，首先揭露了他的老板向心夫妇都是中共高级间谍，因此向心夫妇很快在台被扣留，这不仅吓坏了中共，也震惊了世界。
我想不只是香港、台湾、澳洲三地的中共特工们为之提心吊胆，被安置到世界各地的中共特务都会特别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他们怀着怎样的心情浏览这些信息？是好奇还是恐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中共特工内幕被曝光后，一周来持续发酵，无论国内还是台湾、澳洲等地都频频爆料相关信息，让人目不暇接，真惊叹中共背地里搞阴谋破坏的能力非同一般。
中共特工们不仅关注海外网站，看看王立强又爆了什么料，涉及不涉及自己和与自己相关的人；再看向心夫妇是否被攻破，牵扯没牵扯自己和与自己相关的人等等。除此之外还得关注国内网站，看看中共对王立强出逃和向心夫妇被台湾当局扣留调查有什么论调。
王立强刚刚爆料中共特工与他相关的内幕，很快就遭到中共以“诈骗犯”抹黑，假如说是因为王立强背叛了中共而遭报复，那么中共对忠心耿耿的向心夫妇的舆论造势又如何理解呢？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的国际版《环球时报》转发旗下自媒体“耿直哥”的报导，以大篇幅描述了向心所掌控的“中国创新”、“中国趋势”曾经涉及多起民事纠纷和集资诈骗案件。
《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文章称，向心旗下中国创投和中国趋势两家香港上市公司，但其股票价值极低；向心曾经控股中国创投和中国趋势的国太控股2016年卷入非法集资诈骗案；向心的中国科技教育基金会借慈善活动为名宣传中国创投和中国趋势等等。
看了中共报导这样的消息，特工们是啥心情？假如向心夫妇看到了他们会怎样想？我想他们一定会把他知道的所有上下级关系及他执行的所有任务都和盘托出，他们会恨自己瞎了眼为这样的主子卖命。
看来无论哪一级特工，无论什么情况，一旦暴露中共马上冠以恶名与其切割、抛弃，这种落井下石的做法实在让人心寒。这不是正常人能接受得了的。
王立强被中共当局抹黑他自己早有心理准备，而向心夫妇被抹黑特工们想到了吗？这样看来，将来你们自己一旦暴露不同样遭遇这样的下场吗？
中共一向坏事做绝，卸磨杀驴。它根本不拿特工当人看，当然还不仅是特工，所有的中国人都一样，因为它是毁灭全人类来的，所以他不会尊重任何人。
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中共是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相背离的独裁统治，它是对人类美好生活的破坏者。在国内它扼杀人性，打压善良，放纵自私欲望，无道德底线的坑人害人、贪污腐败；在国际社会高科技领域靠偷、抢、骗获取情报来维系邪恶统治，它知道让特工们干的都是不敢公开的坏事、恶事，一旦败露，它不敢承认，必然会把被其利用的人当作垃圾抛出，唯恐甩之不急，撇不清关系。
王立强曾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随着家庭的建立和小孩的出生，我强烈感受到（中共）带给我更大恐惧，那将是对孩子对妻子对整个大家庭的威胁。我2018年12月26日来到澳洲看望孩子和妻子，通过在澳洲的几个月我感受到这个国家的民主自由，让我更加对中共从事破坏世界民主与和平的相关行径感到耻辱，所以我决定彻底与中共决裂，选择维护人类民主自由。”
王立强发自肺腑的话，应该让同行们更加感同身受，都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自己的处境和未来，再看看中共目前的狼狈相，连习近平的幕僚都说：我们已走投无路。你们还跟它卖什么命？
中共正在被世界抛弃，所有中共恐怖组织的成员，都应该自我解脱出来，不再助纣为虐，脱离中共，不成为罪恶的一份子。随着你们的脱离，中共就在解体，这才是为中华同胞和世界人民做的最有意义的事，荣耀、福分自在其中。
共产党人口口声声不信神，但是他们哪一个都逃不出阎罗王的手掌心，自己做的恶到头来都得自己还，到时候才知道被中共害惨了不就晚了吗？想一想自己的出路吧！根据自己的情况怎样逃生？怎样将功赎罪？找一条平安的路。
震惊！毛泽东批示16字方针 地下党间谍特工难逃悲惨命运
1949年，关于如何处理南京市委领导的地下党，毛泽东有过一个十六个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经拿这十六个字问过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谢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无感慨地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
1949年下半年，康生向毛泽东请示地下党应如何处置，毛的批示了十六个字（图源：浙江图书馆）
以前，我们都曾听说过，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和军队将领中就有按照这一方针长期埋伏的精干，在1949年政权易手前夕纷纷倒戈，显示出这一方针的威力。香港新近出版的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更是爆出惊人史料，包括卫立煌、张治中、邵力子乃至胡宗南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都是“红色代理人”。虽然，对于这几个人是否真的是卧底，现在还存有争议，不能定论。但是，可以肯定，中共地下党确实在国民党的心脏里埋得很深，从早期的钱壮飞到后来的郭汝槐、刘斐等人，他们在隐蔽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打败国民党的一张张有力王牌。如果单是从谋略上说，上述十六字方针真的是十分高明。
不久前，我偶然看到一位老先生写的文章《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16字方针》（我至今不知道这位老先生的名字，以下就称他为“作者”）（编者按：经傅国涌后来查证，这位老先生为穆广仁，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很是吃惊，1949年5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的易手固然是战场的胜负决定的，但潜伏在南京的地下党在各方面所做的工作，毫无疑问也有力地配合了前方的军事征战。然而，当大局已定，胜利已不可逆转时，中共中央关于如何处理南京市委领导的地下党，有过一个十六个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经拿这十六个字问过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谢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无感慨地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但他没有见过这个文件。
1949年以后的历史事实早已明白无误地证明，这十六字方针并不是针对一时（“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刚“解放”的城市）的一种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下党员，从得胜的红色阵营中暗地里逐步排挤、清除出去的一个总战略。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反胡风、反右以来一直到“文革”，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受害者历来不限于党外的民主人士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大量昔年在“国统区”参加地下党的热血青年，都成了打击对象。这十六字方针，就可以看作是破解这一历史谜团的钥匙之一。
对于那些曾为红色政权的创立甘冒生命危险的老人而言，这个“解放后”的十六字方针带给他们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个多世纪，面对闻所未闻的这十六个字，他们心中自然充满了疑惑与痛苦。为此，作者要在生命的黄昏苦苦追寻这个十六字方针的来源，力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在寻找这十六字方针来源时，他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岁，身体多病，风烛残年，已不能执笔写信，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他的问题。他从“微弱而有点破碎”的声音中得知，大约二十几年前，当M的右派结论得到改正，从下放的云南偏远农村返回昆明后，遇到一位中共西南局的老同志，告诉了M这十六字方针，那人还亲口表示，自己曾亲眼看到过这十六字方针的文件。但事隔多年，M已记不起那人的姓名了。线索嘎然中断，但他相信这个方针的文件一定存在，而且一般的党史档案室中不会有。
作者从另一位友人S那里又听说，复旦大学有一位老人，上个世纪50年代在安全部门工作过，那里的人曾告知这十六字方针。他就此事和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交换过意见，李普先生说，从这16个字的文风、气势看，是毛泽东的作品，从毛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偏见，从“解放”后发动的历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来看，这都是毛的作品。毛是有远谋大略的，是从全局的大政策考虑的。别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略发出这样的指示。
李普先生的分析后来得到了证实，答案终于找到了。作者从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研究的人那里了解到，一位原江苏省安全厅的负责人在查阅档案时发现，确有这样一个文件。当时是康生向毛泽东提出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南京、福建、广西、云南是重点，请示毛应如何处置。毛的批示就是这十六个字：“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这个批示当时的下发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大军区的负责人。所以，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知道，包括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都未听说过。有了这十六字方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一位1927年白色恐怖中入党的老资格女革命家，在和横渡长江的大军会师后，在新成立的刘伯承、宋任穷为首的新南京市委中，虽然还安排了一个组织部长的位置，但很快就挨了批评，离开南京，先到上海、后到杭州工作，这正是十六字方针中的“降级使用”。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她被划为“极右”分子，和丈夫沙文汉（时为浙江省长）双双坠网，成为著名的“沙陈”集团之首，是当年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1949年下半年，天下初定，即对南京地下党展开了整党，理由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发展入党的，其‘动机不一，成分复杂’。”陈修良对于这些强加在南京地下党头上的罪名不服，曾和上级有过激烈的争论，因此而挨批。当时邓小平还在南京，在9月17日的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党员大会上做过一次报告，题为《忠诚与老实》，公开表示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党组织不同意，不认真执行，是“无组织无纪律”。邓在报告中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解放军不服气的情绪。（这次整党实际上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所谓“反革命”，可是有100多个党员受到“停止党籍”的处分。邓报告中列举的“组织不纯”事例，经查证都不属实。此文后来也有没收入官方出版的《邓小平文选》。）
对于南京发生的情况，当时一定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这才有康生向毛请示对南京等地下党的处理方针，才有了毛大笔一挥的十六字批示，但这决不是毛个人一时心血来潮信笔写下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从邓小平的报告看，包括邓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当时完全认同这十六字方针，而且后来也是执行了这个方针。
1945年，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还没有预见到四年后即可登上天安门城楼，但他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就已明确地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李锐先生当年就听到过这个传达。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第十六册收入了这一文件。可惜，罗隆基、章伯钧等倒向左翼的民主人士做梦也想不到，他们这些“自由资产阶级”在红色政权迎来的将是灭顶之灾，大网早已布下，与他们的联盟、合作只是暂时的，充其量是利用他们。现在，十六字方针的浮出水面，进一步告诉世人，不仅是那些有自己政治理念、与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的民主人士、自由资产阶级们，即便是那些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不顾身家性命、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的自己人，在毛泽东的棋局上，用不了多久也是要抛弃的棋子。现实是如此严酷，如此无情，满腔的热血换来的只是被猜疑、被戏弄甚至被虐杀的命运，“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难道“革命”仅仅是某个集团或个别人登基的台阶？难道权力的顶戴一定要用他人的热血涂红？
1949年以后，全国各大城市许许多多大学生、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以他们血泪人生见证了这一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中的多数人几乎都未能逃脱“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命运（只有个别幸运者例外），从“潘汉年案”、“胡风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们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那是一代人啊，他们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但是他们满怀希望迎来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们单纯的热情和理想，他们被“救世主”和红色新朝弃如敝履，即使他们有幸熬过“文革”的长夜，他们一生中的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声深长而无奈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