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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交困交代不了,四中全会习近平可能被反习势力围攻 -如果习下台大家可能暂推李克强为临时盟主!

在盛大、壮观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落幕后,中共将在近日召开十九届四中全会。如果说,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是中共对统治中国70年的一个炫耀式总结,那么,考虑到目前中国面临的困境——如中美贸易战与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及习近平政权的信心危机则是次全会的主题,某种意义上,十九届四中全会可以视作中共对中国未来的再次规划。

法西斯爱国者
法西斯爱国者

外界从去年年末就在关注四中全会。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认为,四中全会是习近平个人的危机,或者,是他专权的表现。但两者建基于同一事实,即全会的延期举行。从时间而言,在去年2月召开三中全会后,一直到今年8月底宣布10月将召开四中全会,跨度超过一年半,舆论为此指责习近平迟迟不开四中全会,是破坏了党内规矩,要么是他的个人统治遭受危机,统一不了中央的意见,要么是他怀有私心,迫全党就范。

严格来说,按照中共党章每年至少要举行一次全会的规定,习并未破坏全会的时间规矩,当然,这不能说明他未遭受权力挑战。至于习是否有私心打算,大概是不能否定的。类似中央全会,中共的每个领导人都会有自己的考量,这一点不奇怪。全会结果取决于不同领导人的目的博弈。从这个角度言,要预测会议结果很难,只有等待全会结束后公报发表,有时即使会议结束,其潜在的影响过后很久才能显现。

今次全会的议程是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尽管中共宣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14亿人口大国的进步和发展,但此议程实际说明,中共充分意识到,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可能还在现代化的门槛边上徘徊,远不能适应带领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需要。

虽然我不清楚会议可以改变什么,但假使全会像本文开头所说的是中共对未来的谋划,那么我敢肯定,它一定不能改变什么,也就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使命上,中共无法将自己从一个传统革命党改造成具有现代执政意识的执政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升自身的现代治理能力和水平。

这不是中共第一次将该问题作为会议议程。上次是五年前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那次会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此还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

当时该计划让舆论如此激动,以致许多人,包括自由派学者,一扫前期习近平上台后初展压制峥嵘带给社会的心理阴影,惊呼如按计划实行,中共虽不至于从此脱胎换骨,也是在向现代执政党转变。现在五年多过去,中共再把同一问题当作全会议程加以研究,说明中共转型之艰难,以及在推进中国的治理现代化中未实现预期目标。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这些计划目标落空,它也是造成中国经济困难和美国发起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香港818抗暴政游行
香港818抗暴政游行

中国对香港引渡法案之争等近期一些挑战的处理方式,反映了习近平(中)的强硬方针

习近平如今再次意识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并愿为此努力,固然不应去泼冷水,但从过去五年中共的统治看,恐怕多数人对中共能够成为一个现代政党,使自身统治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原因不在于别的,正是中共对权力垄断的本质,希冀自己万年执政阻碍了它按照现代化的价值和标准来改造自己,转型成为一个现代执政党。

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指向是现代化。对现代化的一般理解,是由西方开创并经过人类几百年实践所形成的体系和标准,简单地说就是西方化,虽然西方的治理体系如今也出现许多问题,亟待改革。虽然中共认定的现代化根本就不是西化,并从来否认现代化即是西化(当然把现代化等同西化在理论上也有很大争议),但西化背后包含的价值,即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精神内核理应无论在哪种现代化中都得到信奉和贯彻,然而,从中共70年的统治以及它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内涵的解释上,人们都看不到这方面的影子,其行为更是和自由民主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

按照官方解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的治理现代化,它是一个在中共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治理现代化。换言之,中国的治理现代化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方向,且是在中共的领导下,否则,现代化就走向邪路。

但即便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如中共一向强调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个前提也提出一个核心命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共自身治理的现代化,如果党的内部治理及外部统治不能现代化,即政治制度现代化,其他方面治理的现代化根本就无从谈起。

不论中共理解的政治现代化的真实含义如何,中共要转型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首先需要民主化,允许不同派系的公开存在并相互竞争,将目前只有集中而无民主的“民主集中制”变成民主制,允许和提倡思想自由和思想争鸣,不搞一言堂,党和党的领导人要真正做到在国家宪法和法律下活动,不能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在赵紫阳做总书记时期,中共曾经在这些方面进行有限探索,江胡时期,党内民主也出现萌芽,但结果无一例外半途夭折,并在习近平上台后,中共的集权反被大力强化,形成如今的一人领导体制。

既然中共无法现代化,由它所领导的中国的治理现代化注定也就不可能实现,这不是人们诅咒它,而是事情的内在逻辑必然如此。对于一个奉行打天下坐天下的逻辑,不愿与人分享权力的执政党而言,无论是党自身的现代化,还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最后的结局都是要党甚至国家解体。这当然不是中共想看到的。

中国政府最近为庆祝建政70年发布的白皮书有一句话,“中国体量巨大、国情复杂,治理难度世所罕见,没有集中统一、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中国将走向分裂和解体,给世界带来灾难”,所以中国必须坚持中共的领导。这句大实话道出了中共的心态。鉴于中共将自身转变为现代化的执政党,它又要坚持对国家的领导和对人民的统治,故而其所要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实际是在治理的技术层面借鉴和模仿西方公共治理的某些理念和做法,提高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政策执行水平,以缓和日趋严峻的社会矛盾。这或许就是习近平理解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部内容。

尽管在本质的制度层面,中共是既无意愿也没有能力推进制度现代化的,但既然四中全会打出了治理现代化的旗号,要研究有关的若干重大问题,那么,全会能够改变什么?

香港游行出席人数为接近200万人
香港游行出席人数为接近200万人

我判断以下方面,目前的某些制度和做法会得到纠正或改变。

一是习近平可能会把党内法规的制定和执行用一套程序加以规范,让它变得看起来科学,貌似法治。在中共领导人中,习对规矩的强调要超过其他人。他把按其意志制定的党内规矩套用法律的外衣,这就是他所理解的法治。在9月宣布全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外界看到,同时公布了几项党内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方式的办法,表明习是有意要强化这点。

二是习也有可能有限放松权力的集中程度,要其他领导人更多负起责任,恢复某种程度的集体领导。这既为显示自己的雅量,也是对一年多来同僚和外界对他在处理贸易问题以及其他棘手问题上领导能力的不公开质疑与批评的回应。在当下困局上,他多少是要对与会的中央委员有所交代。

三是习还有可能放宽对非政治领域的社会控制,释放社会活力,如各种行业协会、互助机构、公益类组织等。对社会的严控,只会扼杀社会活力,让政府和官僚疲于奔命,达不到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这些年对社会和经济的集中控制,已经伤害到中共的统治,因此,仅仅从赢得贸易战、发展经济的目的出发,也要放宽那些与政治无关或关系不大的社会和经济行业的管制。

四是习会要求领导干部提高政策和法律的执行能力和水平,提升服务大众的本领。尽管中共不可能在制度体制特别是政治制度上开创一个新局面,但它会要求领导干部在制定和执行政策与法律上,倾听群众呼声,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中共和民众有一种奇怪的看法,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为人民着想,问题出在执行上,地方和部门从本位乃至个人利益出发,扭曲或选择性执行政策法律,导致群众不满。习势必要杜绝此种现象。

不过,在外界关注的有关习近平是否会在四中全会上被问责的问题,我认为不大可能出现。习应该感觉党内和社会对他领导能力的不满,这导致他有可能放松集权程度,但鉴于党内没有公开的反对派,或者潜在的反对派形成不了合力,党内是没有力量对他进行问责的。习近平若有自知之明,最大的可能是在全会上轻描淡写地做一点自我批评,至于会上出现对他的公开指责,要他为目前的时局负责,此种可能性几乎不会有。

中共为70年大庆所做的各项准备让外界看到,习近平依然牢牢掌控着权力。很有可能,习会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之名(这也是全会的议程之一,而且是和治理现代化捆绑在一起的),把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习的统治作为推进中国治理现代化的一项内容。

至于中美贸易谈判的下一步以及如何处理香港问题,四中全会或许会讨论,但除非在此期间发生重大事件足以改变对问题的定性,如香港暴力抗争显著升级,形成新的共识和处理方式的可能性也很小。

原因在于,这两件事情之前习近平应该在党的高级干部,也就是现在开会的几百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中通过气或咨询过意见。再说,类似这种事情,这些高级干部既不敢也不会在会上公开向习叫板,或提出和他明显不同的处理意见或建议。

除非有人做好了舍身成仁的准备,但现在的中共高级干部,个个都是在地狱里锻炼出的,不会有人做出头鸟,因此,讨论也是以习的旨意为归。

2019四中全会大家会揭竿而起推李克强做盟主,推翻习近平统治 – 高层人士透露中南海内三股势力变成了两股:反习势力和习家军!

在美中贸易战和香港问题令中共党内分裂公开化之际,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宣布,其久拖不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定于10月举行。

《路透社》报导说,姗姗来迟的中共四中全会,具体哪一天召开还没有定。这一次会议据指公开的议程是中共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问题。

但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美中关系超级紧张,香港危机严重,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与习近平本人或误判,或延迟决定,导致事态不断扩大有关。四中全会一拖再拖,也被认为是习为了避免在会上被问责。

报导说,现在的问题是,习看起来如此强势,四中全会上会有人追责吗?

9月4日,网络上传出一段神秘录音,一名疑似中共高层官员透露出中美贸易战 已引发中共统治危机,经济硬着陆会带来中国巨大的变化。

曾庆红已对习近平下手
曾庆红已对习近平下手

该官员提到,目前中共高层有三股势力在斗争,但不管中共哪一路上台都很危险。他们都是谁?鹿死谁手?

该神秘高官录音大曝:未来当局可能恢复当年的计划经济体系,届时所有个体民营资产将全部被搞掉。共产党把所有的财路都揽去了,你们再想挣钱是不可能。考虑财富的问题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下一步就是考虑我们的生存的问题了。现在能出去的就出去吧!

该高官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所有事情,都不可能改变中国现在的根本状况,因为中共高层还在激烈的斗争,斗争会越演越烈,将来究竟花落谁手,这么的一个摊子,谁来接都说不定。所以老百姓是顾及不过来的,看不到这个大盘的反应。

他说:现在是(中共高层)三个势力在斗争,当然也有不走计划经济的力量,但是能不能成气候还不一定,现在讨论哪一路上台,这对我们很危险,所以不去议论这事。

习近平出外部署反制措施,并组织西北军准备进京勤王

北戴河会议之后,习近平带着直属亲信栗战书、刘鹤丁薛祥等人现身甘肃考察,首站是敦煌。随后,习近平一行沿河西走廊自西向东,途中还去拜祭了1936年底在甘肃全军覆没的红军西路军。

不少人猜测,处于焦头烂额困境中的习近平是去敦煌求佛保佑去了。也有分析说,习此次出外考察又拜佛又拜鬼的,颇为诡异。唯一的解释恐怕是,习需要选择北京以外的地方,接见亲信部下并商讨对策。

文革期间,毛泽东也曾使用过类似的手法。毛当年因大跃进失败大权旁落,极不信任各派官员,常常前往外地接见各地亲信,以部署反制措施并发动文革。

而习近平到甘肃,很有可能是类似原因。加之跟随习的都是直属亲信。这凸显了中共内部不满和反习势力高涨,而这种势力很可能在北戴河就已经发力。

太子党江派团派现在要推出倒习联盟共主李克强为二十大汪洋上台做准备

李克强有三大优势
北京政治圈内的人士指出,更有远见的人认为,真正应该推的人是李克强。李克强虽然没有什么政绩,但这个人有三个大的优势:

  • 一个是李克强出自北京大学,个人价值比较清晰,倾向于自由民主。他的支持基础一部分是北大以自由主义为基点的自由派势力;
  • 另外一个就是老的团派势力───即不是被习近平指为“朋党”的以令计划和李源潮为骨干的团派势力,而是以胡耀邦为标志的一批具有老团派价值观的政治势力,这些人把李克强视为一个团派掌舵者或继承人;
  • 李克强还有一个他人无法比拟的优势是年龄。李克强在二十大时是中共资历最深的政治局常委,而且年龄未到68岁。他有合理、合法接班的可能性。所以,在对习近平失望至极之后,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李克强身上。

由于习近平得罪的势力太多,既有既得利益阶层,也有知识分子。现在这些势力里应外合来进行倒习近平活动,以至不惜推出弱主李克强,但倒习活动如何发展,现在还不清楚,需要进一步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但太子党邓朴方最近的表态说明他们已经默认了新的领导人人选。相见本站文章:

胡耀邦之子告诫习近平有深意?

与胡耀邦不同,赵紫阳是改开派。不可忽视的是,胡赵都是名义上的一把手,当时代表很强大的改革开放力量,但是却没有成功,因为他们的改革开放思想超越了邓小平。而胡赵两人也有区别,赵紫阳对中共的反思更为深刻,因此现在中共特别害怕人们把赵紫阳当作反对派的旗帜来使用。

横河表示,红二代的主流是保政权,这是中共整个体制使然。但他们看到了习近平的无能,急需寻找新的代理人。 中共现在的极权尽管有个人因素,但是经济发展之后,外部因素起到更大的作用。资本积累和发达之后要摆脱束缚和追求自由是自然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会形成挑战中共的势头

如果经济继续下滑,共产党能不能继续统治中国是很成问题的。而现在支持李克强是最好的选择。

邓朴方的代父发言明显是在提醒和警告习近平当局

邓小平长子,现年74岁的邓朴方,在9月16日举行的中国残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全文稿,本周在互联网上热传。小邓赞扬老邓等人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革命”。他在发言中称,“我们要坚持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并强调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份,还不点名提醒:“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的份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坚持立足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谋划一切工作。”

该报道文章的记者采访到的香港某大学来自大陆的访问学者孙先生表示,邓朴方的上述讲话,对于七、八十年代邓小平确立的改革开放是一种推崇和赞赏的态度,邓小平确立的政策确实让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破除了个人迷信。邓朴方此时公开缅怀邓小平并不奇怪,但是:“真正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他这段发言,让外界注意的,恰恰是因为当前的最高当局,闭口不谈邓小平,不谈邓小平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对于邓小平以及他所确立的政策漠视,甚至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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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共党内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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