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闭关锁国的出入境条理
何立峰：国防动员司
王小洪很快将行动，国内将爆炸四起。
当北京街头布满武警和铁丝网、军队内部暗流涌动的时候，中共的文职官僚系统也没有闲着，他们正在法律和行政体系上为一场极端状态做最后的准备。（何立峰指挥马仔干的，目的是搞乱中国）
9月7号，《澎湃新闻》报道，国家发改委官网的“机关司局”页面更新了信息，悄悄多出一个部门——“国防动员综合司”，简称“国动司”。这个新设的司没有发布会、没有新闻稿，只是在官网列出了几行职责：“承担国防动员工作综合协调、建设规划、督导落实，并承担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有关日常工作。”
这几行字的分量远远超过它的长度。为什么是发改委？很多海外观众对发改委的认知还停留在“管经济计划”的层面。实际上，它是中共国务院序列里最强势的部门，手上握着重大项目的审批权、产业政策的制定权，还管着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国防动员需要调动的工厂、车辆、医院、通讯、港口、物流横跨十几个衙门，军队没有能力去命令这些部门，唯一能协调得动的只有发改委。
香港《明报》的《中国透视》专栏把这个分工说得很透彻：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负责“要人”（人力动员），而发改委的国动司负责“抢资源”（资源动员）。军队提需求，国动委做统筹，地方政府去抓落实。
这个职能在中共体制内其实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早在1955年，中共就听从苏联顾问班可夫的建议，在国家计委设立了“军事经济计划局”，可以说动员机制一开始就是照着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搭起来的。此后三十年里，这个机构撤了又设、并了又分，2017年曾并入军民融合办，2019年又恢复为经济与国防协调发展司。但2026年这一次，是第一次直接用“国防动员”这四个字在发改委挂牌成司，名字换掉了，遮掩也就没有了。
地方上的动作甚至比中央还早：2022年底到2023年，中国各地省、市、县三级的国防动员办公室，在原来冷战时期留下来的“人民防空办公室”基础上陆续挂牌。据中央社2023年2月28日报道，湖南省发改委主任黄东红就兼任了省国动办主任。从2022年底先动地方，到2026年8月新法通过，9月中央设司，10月生效，四年时间、四个步骤，一步不乱，这是一场有计划的推进。
在行政架构搭好的同时，法律的刀把子也磨快了。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共14章82条，将于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这是该法自2010年胡锦涛时期实施16年来的首次大修。
新法第一次在法律层面给“国防动员”下了明确定义，核心就是把“平战快速转换”写入法律，要求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大纪元》报道指出，新法不仅加上了习近平上台后惯用的“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字眼，更确立了国防动员工作目标责任制、能力检验评估机制，并首次把数据及网络安全纳入动员体系。
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李正修对此分析认为，北京当局显然是从俄乌战争中看到了俄罗斯面临的经济制裁压力，因此新法特别纳入了新兴领域和金融准备。
新法还做了一个关键的名词改动，把原来的“预备役人员”改成了“后备兵员”。预备役是有编制、有名册的特定群体，而后备兵员的范围宽得多，口子从这里就彻底开了。这印证了时评人李沐阳在节目中提到的一项冷血的政策微调：中共同时宣布，父母普通犯罪坐牢，通常不影响子女当兵的政审。在中国，父母有犯罪记录连考公务员都不行，但现在却绝不影响你穿上军装去前线当炮灰。这说明中共放宽当兵门槛，纯粹就是为了扩充兵源。
美国飞天大学教授章天亮概括得非常到位，他指出，共军正在把人口、数据、企业、技术、战略物资、军工产能、物流甚至信息控制，形成一套可以迅速从和平状态切换到战争状态的体系。新法第47条甚至要求，承担军品科研、转产任务的单位，在平时就必须储备设备、材料，建立专业队伍并定期演练。
那么这部法对普通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答案就在其中一章的标题里——“民用资源征收、征用与补偿”。
时政博主“政经委”做了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对比：在古代，封建皇帝发动战争要征用民财，官府得派成群的官差带着刀棍挨家挨户去抢，老百姓还能把积蓄埋在地底下留条活路；但现在，中共根本不需要上门，发改委和金融机构的后台是联通的，只要宣布战时征收，程序员在电脑上敲一下回车键，你银行账户里那几十万、几百万的积蓄瞬间就会被“合法划扣”，连同房屋、汽车、外汇、数字币一起被统一调度。“合法”这两个字，就是这部法真正的作用。征收的能力中共一直都有，10月1日之后，他们连法律依据也补齐了。
这一整套东西到底是为谁准备的？旅美时政评论员邓聿文9月7日发文给出的判断最贴近实际。他认为，新法看似一个字都没提台湾，但这就是为未来可能的台海战争量身定做的，因为在中国所有可能的战争场景中，只有高强度的台海战争才需要同时启动整个社会的后备兵员、民用运输、网络企业甚至地方政府。《明报》也认为，这可以成为实施局部动员、资源调用与特别管制的法律依据。而《新唐人电视台》引述专家分析则指出，中共党魁害怕失去权力，恐怕不敢对台开战，推出战时法案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
这三种解释并不排斥，一部法律完全可以同时是备战工具、抗制裁工具和维稳工具。但这背后牵扯出了一个更具讽刺意味的政治现实：10月，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将在北京召开。按照惯例，逢五的全会主要制定五年规划，但这次政治局会议定下的议程却是“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主题变成了党内纪律。
此时的中共高层是什么状况？何卫东、张又侠、马兴瑞落马，政治局缺了3名委员；而中央军委更惨，何卫东、张又侠、苗华、李尚福、刘振立出事，七人班子只剩下习近平和张升民，空了足足五个位子。台湾资深政治学者孙国祥认为，军委补人的机率较高，因为现在的班子结构太脆弱；而独立评论人蔡慎坤则认为，政治局和军委委员很可能要等到明年二十一大一起补齐。
把这两件事并排放着看：一边是《国防动员法》将最高指挥权收到了中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也就是总书记本人的手里）；另一边是能执行这套动员机制的中央军委正处在成立以来最残缺的状态。权力的集中度达到了最高点，而执行机构却几近瘫痪。这恰好说明了中共当下的处境——它比任何时候都更想把整个国家随时攥在手里，可它连自己的军委名单都填不满，将来甚至可能把已经投入的备战工程作为“重大任务尚未完成”的借口，为习近平在二十一大争取第四个任期服务。